1955年10月8日的黄浦江边，海风混着柴油味，吹乱了码头上人们的帽檐。从“克利夫兰总统号”走下的中年学者，正是被美国羁留五年才获释的钱学森。同行的人劝他先在上海歇几天，他摆摆手：“路还长呢。”一句带着四川口音的俏皮话，让身边的警卫员都笑了。
回北京不到一个月，国务院安排他北上调研。哈尔滨、沈阳、长春，火车一路向北，窗外尽是被战火剥蚀的厂房和锈迹斑斑的机床。钱学森把情况写在小本子上：动力设备老旧、精密仪器缺口大、设计人才匮乏。字迹看似凌乱，实则句句要害。
在沈阳航空学院，院长问他：“真能在这么穷的家底上搞导弹？”钱学森没多说，挥笔写下八个字——“外国能造，中国亦能”。他相信，方法与体系比装备更重要。
1956年2月，他把《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送到中南海。整份文件七千余字，既谈总体规划，也列人才清单，甚至详细到风洞尺寸和火箭试车台的承压标准。周恩来接过来连声称好，随后递到毛主席案头。
《意见书》里提到“争取外援”，也强调“独立自主”。钱学森写道：若完全靠自己，二三十年才能起步；若先借技术，边学边做，可用十年赶上。文末却加了一行粗笔：外援不过过桥木板，终须自铸钢梁。
1960年仲夏，事情急转。苏联专家奉命全部撤离，带走了关键图纸。基地一夜之间人心浮动，有人低声说：“没专家，发射台恐怕要荒废。”钱学森拍拍对方肩头：“咱们把脑子留下了。”两句话，让会议室恢复了安静。
四年后，1964年12月26日，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张灯结彩，却不见“寿”字。毛主席用稿费设宴，请来劳动模范与科学家同席。就在这天，发生了那段广为流传的小插曲。
席间，茅台开了三瓶，主席兴致正浓。见钱学森忙着给王进喜夹菜，便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笑眯眯递过去。钱学森本不吸烟，但还是双手欠身去接。指尖将触未触，毛主席忽然把烟收回，打趣道：“还是自己动手吧！靠外援，人家不给，你就没了。”
这句玩笑瞬间点燃了饭桌的笑声，也让不少人心头一震。钱学森会意地笑，说了句：“记住了，自力更生。”两人短短一问一答，把外交风云与技术奇缺交汇成了朴素的道理。
1966年，苏联撤走的资料仍未归还，但按钱学森早年规划培养出的年轻工程师已撑起设计室的图板。风洞开始轰鸣，仿制发动机点火成功。第一枚“东风一号”在酒泉竖起时，许多零件外形粗糙，却严格符合力学指标。
1966年11月5日清晨，发射口令下达，火焰撕开戈壁沉寂，导弹呼啸升空。分秒之后，测控雷达报出落点误差十几米，远低于预估。聂荣臻握住钱学森的手，“干得漂亮！”这句夸奖，被风沙吹得有些发哑，却掩不住喜悦。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升空时，钱学森站在北京西郊的指挥大厅。卫星播出的《东方红》乐曲经短波传回，很多年轻技师红了眼眶。有人回头找他，他只说：“谱子是别人的，琴弦得靠我们自己拉紧。”
五一那天，他获邀登上天安门城楼。毛主席远远朝他挥手：“学森同志，卫星不错嘛！”钱学森笑着点头：“交了第一份作业，还得继续写。”两人相隔百米，却像老朋友在院子里闲谈。
1975年，四届人大代表增补名单中，毛主席点名要把钱学森补进。文件送去医院病房，周恩来轻声对护士说：“主席记着呢。”消息转到国防科委，很多人心里暖了一下。
1976年9月，钱学森在人民大会堂悼念大厅守了三昼夜，衣襟一直整齐。旁人劝他歇会儿，他摇头：“我来送一送。”那年他65岁，鬓角已霜，却仍笔直站立。
此后多年，他不肯住进照例配发的公车，也不接受更多头衔。采访者问他怎样评价自己，他笑道：“干点正事罢了。”这句轻描淡写，背后是数十年图纸与数据堆出的山。
钱学森晚年常在西郊家中看书。遇到年轻学生登门，他会把那份已经泛黄的《意见书》拿出来说：“自力更生，不只是口号，是一套方法。”老旧的台灯下，纸页边缘依旧锋利，像他当年写字时的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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