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月的一个深夜，西花厅灯火仍亮。寒风透过院墙，拍打窗扇，屋内的时钟滴答作响。童小鹏放下手里刚译完的电报，活动一下酸胀的手腕。桌角那盏旧台灯陪伴他已十多年，暗黄的灯光下，文件一摞摞堆得老高，最上面是周总理第二天要用的出访材料。会务、统战、译电、督办，几乎件件离不开他，这份忙碌已是常态。夜更深，他忽然想起不久前那场小小的“樟木箱风波”，情不自禁地笑了笑——那可是他第一次被总理当面“呵斥”。
童小鹏原名童大鹏，1914年生，个头不高，同事们嫌“大鹏”二字声势过盛，干脆改口叫“小鹏”，久而久之连档案也改了。1935年长征到陕北，他进入红大第一期，后调中央军委机要科。由于识字多、笔记快，被称作“毛主席秘书的秘书”。机要岗位枯燥，他却乐在其中，自嘲“不是文人却天天与文字打交道”。1936年12月，他主动要求随周总理赴西安担任译电员。动身前，周总理拍拍他的肩膀说：“文化高一点，关键时刻要顶得住。”那句嘱托，童小鹏一直记到晚年。
1958年4月，组织决定调他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初听此调令，他打心眼里犯怵，毕竟总理办公室事无巨细，差错不起。“如果真需要我，我服从。”话虽谦逊，他心里明白，这一去意味着昼夜连轴的工作节奏和更苛刻的自我要求。到京第一天，他搬入西花厅东跨院，看见院门口那棵老石榴树，枝干遒劲，又忍不住抬头望了一眼周总理办公室的窗。自此，他离这位已相识二十余年的长者更近。
三年困难时期，全国物资紧缺。周总理出差前总要重复一句话：“不要给地方添麻烦，不要带走一针一线。”这种近乎苛刻的自律成了办公室铁律。童小鹏起初并未意识到这条规矩多严，直到“樟木箱”事件爆发。
事情发生在1960年夏天。福州军区后勤部长龙飞虎，抗战时期与童小鹏同在总部机要科，一个抬头就能碰面的老战友。眼看总理和邓大姐的旧箱子虫蛀严重，龙飞虎想着部队工厂新产的樟木箱坚固防潮，便托火车送了两只，一并捎了封信，末尾写着：“老战友用得上。”箱子到京的那天，童小鹏在院子里拆箱检查，手摸到光滑的樟木纹，鼻腔里冒出淡淡木香，他心里默算：确实需要，又不属奢侈品，收下问题不大。
没两天，周总理把他叫去。“福州军区送来的东西你别拿。”语气不重，却带着明显的不容置疑。童小鹏忙解释：“生活必需品，对方千里迢迢送来，再退回十分折腾。要不照市价付款？”周总理抬眼：“缺箱子我自己买，原则不能破。拿回去。”见童小鹏迟疑，他声音拔高半度，“从哪里来，送回哪里去！”短短一句，房间里的空气仿佛凝固。童小鹏低声应“是”，心里仍嘀咕：一只箱子能掀多大浪？
箱子终究托运回了福州，运费还是童小鹏自掏腰包。半个月后，龙飞虎来电报：“理解，总理风格，我懂。”至此，小插曲画上句号，却成了总理办内部常被提起的“教材”。
类似故事不止一次。1962年春，杭州开会，南方菜已上市，北京却还靠储存白菜度日。地方接待热情，准备了两筐鲜嫩蔬菜，连发票都提前开好。随行秘书一再推辞无果，只好带回京，再交警卫局分售给各单位。午餐时工作人员向周总理做了汇报，刻意强调“已照价付款”。周总理放下筷子：“今后也别带。钱能解决的问题不全是小事，很可能影响作风。”话说得直白，在场人端着饭碗，面面相觑，谁也不好再辩。
周总理的严苛，在童小鹏生活里处处能感到。有一次他陪总理去外交部理发。路程不远，却一定要按照公务之外私事原则，自己掏车费。司机小声说：“首长，您是去办公厅继续开会，算公务吧？”周总理摇头：“办私事就是办私事，别混淆。”那名司机后来感慨：“总理给了一块一毛，连角都不少。”
童小鹏对这种“拧巴”作风起初有困惑，日子久了才明白，总理在意的不是几只箱子、几斤菜，而是想告诉身边人——权力不能带来特权。他把最严格的标准先用在自己，再推广到团队，其用意远比事件本身深刻。
机要、统战、接待，一连串高压节奏里，童小鹏的性子仍透着活泼。他爱和孩子们打闹。晚饭后，他会把三个孩子叫到院子里踢毽子，踢不过十下就自罚俯卧撑。孩子有时不肯写作业，他常悄悄摸回家突击检查。挨了“暗算”那次，把脚泡进门口的水盆，他只苦笑，不再突袭。童非非长大后说：“父亲最大本领是把笑声带回这么紧张的院子。”
1976年，总理逝世。告别仪式上，童小鹏脱帽肃立四十分钟没挪步。那天他对同事低声道：“他走了，规矩还在，我们不能松。”此后无论在哪个岗位，他仍沿用那套作风：该退的礼物一个不留，该谢的情面照规矩谢。有人开玩笑：“童主任，你是不是怕再遇见樟木箱？”他摆摆手：“怕？不。是知道该怎么做。”
2007年5月，再没有了樟木箱、火车托运、夜半译电的忙碌声。童小鹏因癌症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三岁。家属遵遗愿，将骨灰送往重庆红岩村，与夫人紫非合葬。临行前，院子里的石榴树已抽新枝，西花厅旧影安静如常。有人感叹，童老这一生，绕不开周总理，也离不开那只没能留下的樟木箱。清风两袖，自始至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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