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20日傍晚，西安小寨机场灯火通明。十九兵团机关刚结束紧急会议，曾思玉在跑道边踱着步，心里掂量的不是部队的集结速度，而是家里的那位“穆桂英”。几小时前，洪林递来一张留言条：“物资押运花名册已定，我在第三批。”字数不多，却把决心写得铿锵。
朝鲜局势骤紧，总后勤部要求机动兵团随时进驻集宁集结。十九兵团首长甘泗淇最后一句动员格外硬：“刀子都磨亮了，谁也别落队。”会场里掌声雷动，洪林在人群中抬头看了一眼丈夫——她知道自己那位老曾不会拦她，但也不会放心她。
夜里回到宿舍，两张行军床并排放着。孩子们早被保育员领走，房间显得空荡。曾思玉翻了好几次身，终究还是低声开口：“林子，咱俩去一个就行了，你留下，家里离不开人。”洪林没抬头，只回了三个字：“别啰嗦。”短短对话，却把两人的倔强写得清楚。
时间往回拨十年。1940年春，鲁西南一片麦浪。那时的洪林，仍叫沙春喜，已是鲁西区委妇女委员，手下有支百余人的武工队。她带队劫了济兖线一列日军物资车，三十箱药品整齐堆在河滩。有人感叹：“这姑娘说干就干，真像‘沙司令’。”她只笑了笑，把药品一半送往鲁西第一兵站，一半交给冀鲁豫军区医务处。
也在那年秋，曾思玉随军区机关移驻郓城。萧华、段君毅合计着给29岁的老曾找个“对象”，把目光落到了这位“鲁西一枝花”身上。三人围坐煤油灯下，萧华打趣：“老曾啊，人家沙同志不嫁人，你怕是没戏。”曾思玉木讷一笑，却没否认心动。随后段君毅一句“别错过良缘”，才让洪林点头：“可以先处处看。”不到三个月，两人就在巨南前线的农家炕上成了亲。婚礼极简，两床被褥、一壶热水、一包花生，外加几声祝福，算是全部排场。
抗战、解放战争一路下来，夫妻俩少有团聚。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曾思玉时任65军副军长，转战平津、剿匪川北。洪林则在华北野战军政治部妇委工作，往往一天数百里奔走。有人问她累不累，她摆手：“比不了前线打炮弹，后方跑几趟不算啥。”
1950年夏，朝鲜战火燃起。64军调往宝田铁路修复工地，曾思玉日夜督工。那时候志愿军第一批名单里没有64军，但甘泗淇说机动兵团随时待命，夫妻俩心里都明白——很快就要动身。
动员大会后，洪林回到家属学校，把留守职工召来：“队伍成建制保送物资，我负责盯第一线。谁怕死就主动请假，别耽误事。”没人作声，众人知道这位副政委说话向来算数。随后她给太原的母亲写信，拜托老人照看四个孩子。两天后，回信短短一句：“放心去，孩子我包了。”
11月初，64军铁道运输序列排定，抽调的物资列车夜里缓缓北上。洪林押运第二节车厢的被服。美军飞机时常俯冲扫射，战士们把车窗蒙黑，她却拿电筒瞄着单据，一页页核对。两昼夜没合眼，抵达安州卸货时，整整脊背汗透棉衣。曾思玉赶来前线见到她，没说话，只把军大衣往她肩上一披。那一刻，没有浪漫，只剩并肩的默契。
入朝初期，64军承担西线反击任务。松骨峰外围雪地，气温常在零下二十度，补给滞后。洪林留守处接连组织五批翻山队，把棉衣、步话机、电线杆送到一线。有意思的是，她每次都要把本子上“完成”两字重重一划才肯合上。
1951年夏，64军参加第五次战役。攻势结束，军部统计，洪林押运队共向前方输送弹药八千余箱、被服三十二万件，伤员回撤途中零误点。有人感慨：“副政委带队，比咱爷们还狠。”洪林却说：“后勤掉一包，就是前线多一条伤口。”
战争进入阵地相持后，洪林才被命令回国整训。临行前，她在江界洞车站站台脱下棉大衣塞给年轻通信员：“小伙子，比我需要它。”火车开动，她挥挥手：“替我给老曾报个平安。”对方愣在原地，直到汽笛远去。
1953年停战协定签字，洪林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曾思玉因指挥出色，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战后，两人把奖章交给军史馆：“留给后来人看看。”
岁月推移。2005年春，洪林病逝北京。弥留时握着丈夫的手，轻声一句：“这辈子够本。”2012年7月，102岁的曾思玉在武汉军区总医院安静合眼。整理遗物时，护士发现一个陈旧笔记本，封面写着四个字：并肩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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