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9月10日晚，南京总统府的走廊里回荡着手表嘀嗒声，值班军官在挂图前来回踱步。那张军用地图最中间的位置——豫鄂皖交界——被红色蜡笔画了一个巨大的圈，旁边写着“要害”。正是这块圈住的地带，让蒋介石接下来的十四个月夜夜难眠。
此时刘邓大军已进入大别山二十余天。对蒋而言，中原不再是“前线”和“后方”的分界，而成了随时可能炸裂的火药桶。内部会议上，他用拐杖敲着桌面说：“谁能替我把这口气堵住？”没人接话。薛岳、顾祝同、刘峙轮番上阵都没遏住战局，蒋再清楚不过：再换人也只是在旧棋盘上抹灰。
顾祝同原本只管陆军总司令部事务，却被硬拉去徐州兼理中原、华东两线。他抵达徐州的第一天就写电报：“兵力分散、铁路瘫痪、补给难续。”蒋批复仅七个字：“处置变通，以守为攻。”说穿了，南京并不想再投更多嫡系部队到豫皖山区，可又不甘心让桂系染指中原指挥权。
1948年春，国防部递交了一份方案：在郑州设立“中原剿匪总司令部”，统一指挥黄河以南、淮河以北的作战，并点名让白崇禧挂帅。国防部次长在会议室轻声补刀：“陈诚远在沈阳，何应钦在华府，能镇得住场子的只剩白部长。”蒋握着茶杯，却没吭声。他最怕的不是前线吃紧，而是桂系借机坐大。
蒋与桂系的梁子并非一天两天。抗战胜利后，他把白崇禧请进国防部当部长，看似抬举，实则抽走兵权。美顾问魏德迈曾直说：国防部握预算，参谋总长握指挥。蒋宁可让白拿“空衔”，也不肯让其染指作战调度。如今形势逼人，再把中原拱手让白，他心里别扭到极点。
顾祝同顶不住压力，5月向南京告急三次，内容无非“兵力不足、后路受威胁”。蒋明知此人歪嘴和尚念不了真经，却迟迟不撤。因为撤了顾，郑州行辕就得落到白的手里。正是这种政治算计，挤掉了设“剿总”的时间窗口。
7月，大别山外围战局急转直下。华中、江防、江西三方保安部队联络不畅，白崇禧主动请缨：“九江为节点，可连鄂豫赣湘皖五省。”蒋只给了一个折中安排——“国防部九江前进指挥所”，名义上仍归南京，实质上让白去救火。白心知肚明，差点推辞。桂系老人黄绍竑笑着劝：“去了，至少还能用自家部队；不去，部队都让陈诚拆卖。”白这才点头。
九江指挥所成立后的三个月，中原前线的阻击战密度骤增。白抽调豫西、鄂北六个整编师接力设伏，一度把我军赶出平汉铁路以西。但因为指挥所只拥有“临时”头衔，凡是涉及铁路运输、后方补给仍得层报南京审批。白回电一句抱怨：“兵端在前，员外在后，如何成事？”蒋未回应，他更在意的是桂系有没有趁机扩大势力。
1948年10月，刘邓大军闪击郑州，参战部队仅用半天便越过嵩山一线，连占新郑、中牟。郑州失守，顾祝同被召回南京。蒋这才想再度“合署办公”，让白统徐州、华中两“剿总”。白却在电话里沉默半分钟，只留一句：“不可逆势而行，亦不可为他人作嫁衣。”言下之意，徐州局面已无可力挽，他不肯背黑锅。
淮海战役启动前，蒋试图把华中地面兵力北调增援黄维兵团，但华中“剿总”只同意派出一个军，且行前要补足弹药口粮。南京算了算后勤数字，发现江北—蚌埠铁路线已被反复破坏，运量只剩平时两成。运输科长苦笑着说：“一支军的弹药，得拆半个月列车。”结果援军未动，黄维部已陷重围。
蒋经常在夜里复盘，为什么没早设中原“剿总”。如果时间回到1947年底，他肯定会发现三道无形的槛：第一，嫡系将领屡战屡败却不能轻弃；第二，美援物资集中东北，南线补给先天不足；第三，也是最棘手的，桂系与中央矛盾已嵌入组织骨架，任何带兵权的机构都可能成为政治筹码。这三槛一日未破，中原就不是军事难题，而是政治死结。
客观说，白崇禧在九江指挥所的几次调兵算精准，如果再加上徐州十万兵力配合，南京方面未必守不住汴洛一线。然而蒋介石始终担心桂系“尾大不掉”，中原“剿总”成了悬而未决的空名。到淮海战役尾声，他想再补牌已迟，对手却抓住了全部主动权。
1949年1月，南京华灯初上时，蒋对幕僚低声自问：“早知如此，何不让白先扛着？”无人大声回答，只听窗外江边汽笛拖着长音。一粒未曾掷出的筹码，终究换不到战局回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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