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下旬，陪都重庆依旧闷热，国共双方正为新的政治协商忙得人仰马翻。傍晚，一辆吉普车停在渝中区桂花巷口，车上下来的人个头不高，戴一副金丝边眼镜，看似儒雅却让警卫不敢大意——他就是被称作“中统少帅”的张冲。

外界知道的不多：此人名列“CC系”核心名单，胸前那枚不起眼的国民党党员证，换来的却是一张通行各战区的“绿牌”。延安方面很早就给他定过调，陈赓私下评价“此人务必提防”，可见在情报口里张冲的本事有多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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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冲1904年生于浙江诸暨，家里开丝行，母亲酷爱诗书，父亲赞成“读洋书有出路”，结果儿子真走出了一条偏锋。1923年，他考进北京交通大学，毕业后又跑到哈尔滨政法大学深造，俄语、德语都学得地道，后来连日语也能应付，在那个年代算稀缺人才。

1929年秋天，他揣着毕业证回南京，本想找一份铁路局的技术职，可时局已把年轻人推向政治旋涡。陈果夫、陈立夫为扩充“CC系”力量，需要既懂外语又能写材料的骨干，张冲正好对口。仅一年，他就被提拔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这个科室后来直接演变为中统局的骨架。

那段时间里，张冲做了不少黑活，包括制造关于“伍豪”（周恩来过去的笔名）的假情报。此事在内部曾被当成经典案例传授，张冲也因此被贴上“鬼才”标签。对于对手，他并不心软，直到日本逐步蚕食华北，他才开始反思“对内”与“对外”的优先级。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南京高层掀起大辩论：是继续剿共，还是暂时停战一致抗日？多数情报人员天然排斥合作，但张冲在讨论会上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立场——继续内斗就是帮日军省子弹。这种表态让他一度被保守派视为“另类”，却赢得了张治中的注意，于是被委派去同中共方面密联，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探路。

1937年初春，南京梅园新村办了一场小规模宴会，蒋介石、宋美龄、周恩来等人都在座。周恩来主动与这位中统干将寒暄，两人并肩碰杯，拍照时甚至并排站在镜头中心。那张旧照片后来被研究者反复放大，细节证明：至少在抗战初期，张冲已被认定为“愿意谈、能办事”的稀缺资源。

为了验证自己的判断，同年6月他只带两名警卫就奔赴延安，行李简单，一部莱卡相机加两盒胶卷。窑洞里点着清油灯，战士们袖口补丁摞补丁，但每个人谈国际形势都头头是道。这番冲击让见惯南京洋楼的他彻底改观，他在给友人的电报中写道：陕北的灯火不会熄灭，中国也不会灭亡。

从1938年到1944年，他反复在重庆、延安之间跑腿传信，既带回文件，也口头转交双方元首级领导的最新意见。自此，张冲对于周恩来的评价不断上升，同僚们常打趣“过去不是死对头吗”，他只笑一笑不作回应。

1941年夏天，重庆《时事月刊》举行茶话会，有记者追着问他和周恩来到底是什么关系。张冲端起茶盏说了八个字：“愿学岳飞，不做秦桧。”这一句成了当场的“金句”，既表达了对周恩来的敬重，也暗示自己绝不愿陷入卖国者的位置，轻轻巧巧便把敏感问题化解。

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又起波折。张冲依旧倾向和平，可局势已非个人能左右。1949年春，他先被调往台湾，旋即因理念不合辞官赴港，潜心研究俄语文献，对外公开批判“内耗思维”，在当时的右派圈子里并不多见。

1969年4月，张冲因心脏病在香港去世，终年六十五岁。讣告传到北京，周恩来立刻嘱托驻港机构转送花圈，并亲笔写下一幅挽联：“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九个字没有一点客套，却把三十余年风云情谊交代得干净利落。那副挽联后被原件收藏于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

值得一提的是，张冲病重前仍笔耕不辍，他完成的最后一篇文章尝试梳理1911至1945年间的和平努力，手稿扉页只写“张子野”三字，没有任何官职。文章结尾提出疑问：边疆与海岛何时能够真正同安？这份稿件后被朋友整理进《近代中国和平努力小史》，印数虽不大，却常被研究者引用。

张冲与周恩来，一个在情报系统纵横，一个在革命洪流搏击。立场未必一致，却能在国家危亡关头求同存异，这也是那句“愿学岳飞，不做秦桧”之所以流传的根本原因。风云翻卷的年代里，衡量一位政客或特工的尺度往往不止于手段高低，更在胸中有无“民族”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