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2月，克里姆林宫外还残着冬雪，周恩来在送别驻苏大使刘晓时忽然提及六年前的一幕，他说：“米高扬带来的一封电报，让西柏坡的夜晚格外漫长。”这句半开玩笑的话，把刘晓的目光拉回到1949年1月。
1949年1月上旬，平津战役尚在收尾，解放军已在华北形成合围之势。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正加紧研究长江以北各兵团的整编计划，意在四月水落船低之前抢渡。但就在此时，苏共中央来电，措辞紧迫，核心意思是：如果中国军队执意南下，英美可能以保护侨民为由直接干预，形势或出现“朝鲜式分界”。
电文传到西柏坡的当晚，作战室灯火通明。负责翻译的电讯员回忆，毛泽东看完后只说了四个字：“照原件存”。旁边值班参谋低声问：“要回电吗？”毛泽东摇头。他随后对在场将领简单交代：“准备过江”。短短一句，对话不足三十字，却判定了未来几个月的方向。
斯大林为何在此刻示警？第一，他对解放军战役级机动能力缺乏直观了解。斯大林心目中的八路军印象还停留在抗战时期的百团大战，不相信数百万农民子弟能在短期内掌握炮兵、装甲和舟桥技术。第二，1948年6月，美空军第509大队调机抵英，美苏军备竞赛骤然加速，克里姆林宫无意在远东再点火。第三，更隐蔽的考量是欧洲。苏联亟需喘息来应对即将成形的北约，希望美国被中国局势拖住，维持长江以北的缓冲区正合其意。
与此同时，另一封来自南京的电报也飞往莫斯科。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以副总统李宗仁为首的“和谈派”请求苏美英法共同斡旋，试图用“停战—重整—再战”的节奏争取时间。美国国务院对这套剧本并不排斥，司徒雷登甚至向华盛顿建议“承认事实分治”。美苏在中国问题上的罕见合拍，使西柏坡的空气骤然紧张。
中共高层的回应是两条线并行：表面答应和谈，内里全速备战。1月29日，周恩来电示南京方面：可在不触及惩办战犯与土地改革的前提下交换意见；同日，邓子恢带着粮秣调度方案飞抵新乡，一周内完成前线百万兵员的口粮预置。谈判桌上寸步不让，兵站线上分秒必争。
2月初，米高扬抵达西柏坡。会谈持续整整两天，苏方一再强调“国际形势复杂”，建议在长江以北建立联合政府。中方代表叶剑英当面陈述八个字：“民心不可分割”。会后，米高扬无果而返，向斯大林汇报：“他们的决心不可动摇。”
进入春季，长江水位回落。3月末，第四野战军主力自孝感、随州间道转至潜山、岳西一线，第二野战军在安徽、河南完成舟桥器材集中。4月15日，粟裕、张震联名电呈军委：“全部就绪，可发起总攻”。18日，国民党政府迁广州。19日晚，西柏坡最后一次作战会商，毛泽东提笔批示：“今夜渡江，勿误战机”。
4月20日凌晨零时整，先遣队横渡中江口，三十四分钟后登岸成功。各军团接续投入，东起江阴西至九江，炮声延绵六百里。担心中的英美舰船并未出现，除上海租界内有零星枪声外，再无外来干预迹象。72小时后，解放军突破江防主阵地；5月3日，南京和平解放；6月2日，上海战役结束，江南形势大定。
事实证明，斯大林的担忧并未成真。战后统计表明，美方对长江以南的情报严重滞后，完全来不及组织有效军事介入。英国则忙于处理马来亚与缅甸独立后的地缘震荡，更无力东来。苏联情报部门后来承认，他们高估了西方干预的速度，也低估了中国本土战争的推进效率。
斯大林急电背后的多重考量，在渡江舰炮的回声中迅速淡去。1949年10月1日，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升起，国内外观察家才意识到：对一支拥有坚定政治目标的军队，传统的外部威慑并不足以遏制其行动。历史并未出现“南北朝”第二版，原因很简单——兵力对比已不是1946年的旧账，而决策的天平早在群众与枪杆的双重支持下倾向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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