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二六三年的那个冬天，对于蜀汉来说，真的太冷了。
当邓艾带着那帮衣衫褴褛、跟野人没啥区别的叫花子兵，奇迹般地从阴平古道滚下来的时候，摆在他们面前的江油关，其实就是一道鬼门关。
但这道关，是对魏军开的。
你想啊，这帮人爬山爬得半条命都没了，只要守将马邈稍微硬气那么一点点，哪怕只是把城门焊死，在城楼上嗑瓜子看戏，这支断了粮的魏军不出三天就得饿死在城墙根底下。
可历史这玩意儿，最怕就是那个“但是”。
马邈不仅没抵抗，反而膝盖一软，直接给跪了。
这一跪不要紧，不仅送掉了江油，更是直接把蜀汉帝国的棺材板给钉死了。
很多人读史读到这儿，气得直拍大腿，痛骂马邈是个没骨头的软蛋，或者怪姜维在沓中被钟会缠住了，分身乏术。
但作为一个在故纸堆里扒拉了这么多年料的老编辑，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更扎心的真相：蜀汉亡国的那一刻，其实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注定了。
当邓艾看着江油城头竖起降旗时，他心里最该感谢的或许不是马邈，而是那位早已作古的蜀汉丞相——诸葛亮。
这话听着是不是有点大逆不道？
但这真不是对武侯不敬。
从发黄的档案深处，我们能读出一种特别残酷的因果：正是诸葛亮生前那著名的“政治洁癖”和严苛的用人红线，亲手剪除了蜀汉政权中那些原本可以独当一面的“刺头”和“猛人”。
结果呢，到了关键时刻，蜀中真的无大将了，只能让马邈这种庸才去守国门，这不就是赶鸭子上架吗？
咱们把时间轴往回拨，看看那些被诸葛亮“遗计”或者生前决策直接间接搞掉的六个人。
如果这六个人里哪怕活下来一个，哪怕到了公元二六三连他们已经白发苍苍，这江油关，邓艾也绝对过不去。
首先得提那个最让人意难平的张任。
大家印象里，张任就是个射死庞统的凶手。
但你反过来想，能在落凤坡那种地方设伏，这人的军事素养和地形利用能力得有多强？
刘备入川的时候，张任是益州本土将领里骨头最硬的一个。
刘备本来想招降他，结果诸葛亮默许了杀他，理由是成全他的忠名。
这就好比现在的公司收购，把对方最牛的技术总监给开了，理由是“他太忠诚于前老板”。
这其实是蜀汉人才库的巨大损失。
张任懂川地地形，更懂防守反击。
如果张任再，哪怕他是八十岁的老大爷坐镇江油，看到邓艾这种偷渡阴平的险招，他大概率会像当年伏击庞统一样，在这个险要关口给邓艾准备一场“自助葬礼”。
马邈之所以投降，是因为心里没底，而张任这种旧时代的狠人，最不缺的就是底气。
再说那个身份尴尬的刘封。
刘封之死，很多人说是刘备为了给亲儿子刘禅铺路，但这背后诸葛亮的推手作用简直不要太明显。
史料里诸葛亮那句“虑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简直就是催命符。
刘封是什么人？
那是跟着刘备南征北战练出来的宿将，性格刚猛，打仗不要命。
邓艾偷渡阴平靠的是什么？
就是一股子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狠劲。
对付狠人，你得用更狠的人。
马邈是个文官气质的守备，见了不要命的魏军先怯了三分。
换做刘封守江油，看到邓艾那群叫花子兵，只会激起他的嗜血本性。
诸葛亮为了政权的平稳过渡，为了给刘禅打造一个温室，提前拔掉了这颗带刺的獠牙，结果当狼真的来了，温室里的花朵连篱笆都扎不紧。
还有那个一直被视作诸葛亮死对头的李严。
咱们客观说，李严这人私德确实有点瑕疵，想争权，想搞独立小团体，但他确实有真本事。
他是托孤重臣，是蜀汉除了诸葛亮之外，唯一能统领大兵团作战的统帅级人物。
诸葛亮废李严，是为了政令统一，为了北伐没有杂音。
但这一废，直接把蜀汉的军事指挥层级削掉了一半。
李严如果活着，哪怕是被贬职流放，到了国破家亡的关头，让他去守个江油绰绰有余。
李严这种人，心气极高，他可能不服诸葛亮，但他绝不会向曹魏投降，因为他的政治资本全在蜀汉。
对他来说，保住蜀汉，就是保住他翻盘的最后一点本钱。
至于魏延，这更是千古奇冤。
什么“脑后有反骨”，那不过是政治斗争的欲加之罪。
魏延是刘备亲手提拔的汉中太守，镇守汉中十几年滴水不漏。
他最擅长的就是出奇兵，那个著名的“子午谷奇谋”虽然没被采纳，但证明了魏延有着极高的战略冒险直觉。
说白了，邓艾偷渡阴平，本质上就是魏延子午谷之计的翻版。
如果魏延在世，或者他的战术思想被继承下来，他甚至可能在阴平小道上反向设伏。
魏延是被诸葛亮的安排和杨仪的内斗逼死的。
杀掉魏延，等于折断了蜀汉手中最锋利的那把进攻之矛。
面对邓艾的奇袭，只有魏延这种进攻型将领，才敢主动出击，在魏军立足未稳时将其全歼。
说到杨仪，这人虽然心胸狭隘，最后也是因为怨言被流放致死，但你不能否认他在军务调度上的才华。
诸葛亮北伐，粮草调度多靠杨仪。
江油之败，败在准备不足，败在调度混乱。
杨仪如果还在中枢或者地方任职，以他对后勤和防御体系的精细化管理，江油这种战略要地绝对会有完善的预警机制。
杨仪是被诸葛亮的“平衡术”玩废的，因为诸葛亮不想让这个小人得志。
但有时候，守城御敌，这种睚眦必报的“小人”反而比马邈这种伪君子更有用，因为他比谁都怕死，比谁都算计得精。
最后不得不提那个挥泪斩掉的马谡。
失街亭确实该斩，但从长远的人才培养看，马谡其实是个好苗子。
他熟读兵书，只是缺乏实战毒打。
街亭之败是他人生最大的教训，也就是现在的“交学费”。
如果诸葛亮当年能像曹操对待战败将领那样，留他一条命戴罪立功，几十年后的马谡，绝对会成为一个极其谨慎且通晓兵法的老将。
吃过一次“山上扎营”的亏，马谡守江油绝对会老老实实守城墙，绝不会给邓艾任何可乘之机。
杀马谡是明正军法，但也断绝了一个年轻参谋成长为成熟统帅的可能性。
回顾这六个人的命运，你会发现一个惊人的共性：他们要么太狂，要么太独，要么太野，要么犯过错。
诸葛亮一生唯谨慎，他想要的是一个如臂使指、道德完美、没有杂音的理想国。
他像一个园丁，把花园里那些长歪的、带刺的、不好看的枝丫统统剪掉了，只留下了蒋琬、费祎、姜维这样规规矩矩的“好学生”。
可现实是残酷的，当狂风暴雨来袭时，那些规矩的“好学生”往往不如那些带刺的“野路子”能抗压。
蜀汉的灭亡，表面看是兵力不足、国力疲敝，深层看其实是“人才生态圈”的崩塌。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诸葛亮在他执政的岁月里，把蜀汉的政治水域清理得太干净了，导致到了后期，鱼塘里只剩下随波逐流的小鱼小虾。
当邓艾这条过江猛龙冲进来时，偌大的蜀汉，竟然找不出一条能与之搏杀的鳄鱼。
马邈的投降，不过是这种人才断层下的必然结果。
那六颗滚落的人头，在几十年前就已经预演了成都城头的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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