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10月26日，北京的天空灰蒙蒙，协和医院二层东侧病房内，56岁的徐悲鸿靠在枕头上，双眼依旧清亮。陪在床边的廖静文低声劝他歇息，他却执意让人把画架搬到窗前，还剩几笔未收的骏马不完成，他不甘心。两天后，画架还在那里，主人却永远停下了画笔。
出殡那天，先生的好友、学生、熟识的报界、军界人士挤满八宝山公墓的道路。送灵的人群里，廖静文抱着卷筒状的画轴，像抱着最后一根救命的木板。仅八年的夫妻情分，在这一刻被巨大的寂静碾压，压得她快要喘不过气来。
回到北海后海的寓所，她强撑着把遗物分门别类：手稿、信札、古画、印章、未发表的艺术讲义……夜深人静，翻到那幅气势奔腾的《奔马图》。下方一行小字，徐悲鸿留了注：“拟呈毛主席，以志景仰。”潦草却坚定。廖静文怔住，明白了丈夫最后的嘱托。
要不要送？送给谁？怎么送？她没把问题拖太久。那年11月，她托老同学杨骚当中间人，将作品仔细包好，用木箱护住框角，贴上“镜片易碎”字样。箱子沿着南下的铁路颠簸，最终停在中南海新华门外。
12月13日，田家英敲开了北大临湖轩教室的门。那天廖静文正听段成桂讲《美学概论》，被叫出去时，她心里“咯噔”一下：是不是画出了差错？走进校长办公室，田家英递过一封淡黄色信笺，只简单说了一句：“毛主席托我转交。”廖静文微微颤抖，展开信纸。信上写着：“静文同志……如有困难，请告之为盼。——毛泽东。”
短短二十八字，字迹遒劲，语气平和。她红了眼圈，还是摇头婉拒了田家英口中的“领袖关照”。“孩子我自己养，先生的心愿我会办好。”她抹去泪水，说话却格外稳。田家英点头，没有多劝，只留一句：“主席让我一定带话，他相信你能撑住。”
撑住谈何容易。两个孩子还小，生活费、学费、房租层层叠叠。廖静文白天在北大旁听课程，晚上到人民美术出版社抄稿、誊清图版说明，灯油味和墨香混着寒气，常常一干到凌晨两点。疲惫至极时，她想起那封信里“困难”二字，咬牙扛了过去。
毛主席对徐悲鸿的敬意并非偶然。早在1949年2月徐悲鸿北上参加华北文艺座谈，两人在西苑迎宾馆第一次碰面。毛主席称呼他“徐老先生”，并认真听他讲中国画教育的弊病。会后，主席亲自把徐悲鸿送到院门口。据当时随行的李可染回忆，两人边走边谈，足足多出了十五分钟。“领导尊重学问，这是我毕生难忘的一幕。”李可染说。
时间再往前推，1942年冬，桂林。那时候徐悲鸿已是有名气的大画家，却被一个面试图书管理员的少女吸引。廖静文拿到“100分”的卷子那天，还不知道考官就是自己日后要共担风雨的人。八年夫妻路，外界议论年龄差、旧债、疾病，她都接了。徐悲鸿半开玩笑地感慨：“若我少十年，你大十岁就好了。”她没回答，低头握住他的手，答案早写在行动里。
徐悲鸿走后，关于画作归属、债务清算、纪念设施的申请，种种麻烦接踵而来。她几乎天天往文化部、北京市园林局、财政部之间跑，提着那只旧公文包。1972年10月，廖静文鼓足勇气给中央写信，请求筹建徐悲鸿纪念馆。很快，她收到了批示：“可议，可办。”第二年，周总理派人携带亲笔信登门，嘱咐有关部门全力配合。
文件有了，但经费、场馆、人手都要一点点凑。廖静文笑称自己“像推磨的牛”，不知来回转了多少趟。1983年，他俩共同梦想的小楼终于在新街口大街落成。馆门口立着一尊青铜像，徐悲鸿微微前倾，似乎还在凝视画布。开馆剪彩的那天，下了小雨。从人群后排挤出来的老工友李毅凑过去：“静文，你做到了！”廖静文没回头，只把雨伞向前递了些，算是回答。
她晚年常说，徐悲鸿留给自己最珍贵的，不是价值连城的画，而是那封以“同志”相称的信笺。同样的态度，后来也给了所有愿意为国家投身艺术的人。正因如此，“奔马”挂在中南海丰泽园客厅，几十年间几任首长搬迁都没挪动过位置。每逢有外宾参观，讲解员都会介绍那句题款——“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故事到这里并未结束。廖静文把孩子抚养成人，儿子徐庆平研究敦煌壁画，女儿徐芳芳钻研博物馆运营。有人问她最满意的事是什么，她思索片刻：“先生想要我做的，我差不多都做到了。”语气平静，不带一丝炫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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