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初春，车排子苏兴滩的晨风依旧透着寒意。陶峙岳一行人抵达农场时，太阳刚从博格达峰背后探出头。此行既不是军事演习，也不是行政检查，将军只为见一位名头响亮却十分朴素的老人——“鸡司令”马新才。
等候在鸡舍外的马新才已经八十岁，精神却不输小伙子。他闻讯赶来，立正敬礼。陶峙岳先伸出手：“我是兵团司令，你是‘鸡司令’，今天我来，专门向你讨教。”一句话，打消了老人的拘谨，也让在场干部频频点头。短短一句寒暄，为两人之后的长谈埋下伏笔。
将军何以对一位养鸡能手如此看重？答案要回到1949年2月。那时陶峙岳仍身居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要职，新疆局势扑朔迷离。地方通讯社记者采访时，话题从战报说到民心，陶峙岳沉吟片刻，只给了八个字：“得民心者得天下。”采访者后来回忆，这八个字意味深长，等同于提前宣告了新局面的到来。半年后，他率部在新疆起义，与人民解放军会师，完成了和平解放新疆的关键一步。陶峙岳深知，枪杆子固然重要，民心和生产同样不可或缺。
1950年春，22兵团从乌鲁木齐西进乌苏垦区。沿途物资匮乏，部队“人争一口蛋”都难。偏在这时候，马新才悄悄用积攒的津贴买了三只瘦鸡。很多战士觉着搞笑：荒漠戈壁，养鸡能活？老马只是笑，找来碎麦麸、蚂蚱干，一点点喂。半年过去，三只变成十几只。再过两年，已成百上千。消息传到兵团首长那里，陶峙岳拍桌子：“这才是开拓之道。”
新疆地域辽阔，气候多样，农业、牧业、矿业皆有潜力，但最难的是起步。陶峙岳在兵团内部反复强调“多种经营”，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马新才的试验，恰好提供了一个可复制的样板。到了1959年底，鸡场已扩展至3000只，年纯利在三千元上下，不仅解决了团场的副食品供应，还让周边各族群众都能买到鲜蛋活鸡。更关键的，是这种“小而稳”的经营方式在偏远区站住了脚。
再说1960年那场生产庆功大会。陶峙岳被推举为致辞人，他没有照本宣科，而是写下一组赞歌，分别敬献给12位来自田间地头、矿井油田、林场牧区的先进代表，道出“十二面红旗”的来历。第十面红旗正是“鸡司令”。在数千名官兵与农工面前，将军朗声诵读马新才的事迹，言辞朴素却句句在理——与其空谈指标，不如先把一只鸡养好。
有人担心大会结束后风头一过，生产热情会打折扣。陶峙岳并不这么看。他清楚，任何号召都抵不过身边的实例。于是，他决定亲自走一趟车排子，加深这道“活教材”的影响力。也就有了开头那一幕。
步入鸡舍，三千多只汉白玉鸡“一声哨响，争先恐后”，场面颇为震撼。陶峙岳仔细询问：饲料怎么配、夜间如何保温、疫病如何防控。马新才挠着花白的胡子，半口土话半口普通话地一条条作答。旁听的技术员暗暗记笔记——这些经验不见得写进书本，却极其符合当地条件。
参观结束，陶峙岳握住老人的手，突然正色：“战争年代保家卫国；和平时期发展生产，两件事同样需要胆识与毅力。你把三只鸡管成了三千，我把三千官兵带进了沙漠，咱们算是不分高下。”他说罢哈哈一笑，气氛轻松起来。老马却认真回礼：“司令员说笑了，要不是解放军来了，我这把老骨头哪还有活路？”
当天下午，兵团政治部以最快速度整理出《车排子养鸡经验简报》，很快传遍所属团场。不到三年，每个团场都至少建起一个百只规模的鸡舍；部分规模较大的沙漠连队，还学着套种苜蓿、利用鸡粪改良盐碱地。粗算下来，仅禽类副食品，就让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每年节约采购费用两百万元以上。这些数字并不惊天动地，却在日常生活中提高了士兵与群众的口粮质量，也巩固了边疆的民心。
有人问陶峙岳：“您一介上将，何苦为几只鸡劳心劳神？”他回一句颇具兵家意味的话：“守边靠刀枪，更靠粮袋子，粮袋子空了，哪来稳固的边防？”不得不说，这番话抓住了新疆建设的要害——经济活了，边疆自然安定。
1960年之后，兵团陆续评选先进，马新才三次入选红旗手。与他同时受表彰的，还有棉花状元王日章、绿洲渠首设计师苏伯民。每一次表彰，陶峙岳都亲自到场。有人调侃：司令员简直成了“兵团代言人”。事实也是如此，只有让各行各业的能人都站出来，新疆这块广袤土地才能真正“活”起来。
马新才去世时，陶峙岳已调任全国政协工作。得知噩耗，他提笔写下一行字：“小事亦大业，老骥正千里。”话不长，却把两人十余年的交往凝成一束光。很多人说，陶峙岳识人；也有人说，马新才识时。这场跨越身份的“司令对话”，事实上折射出那一代革命军人对生产建设的深度参与——枪杆子放下后，他们把目光移向了土地、牲畜、渠道、矿井，用另一种方式继续捍卫国家的版图与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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