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毛主席向罗帅遗体告别：我倒霉的时候，罗荣桓都跟着倒霉|林月琴|罗帅

1963年12月18日清晨，北京气温零下七度。八宝山革命公墓的柏树在北风里作响，毛主席踏着厚重的呢大衣边角，走向水晶灵柩。身旁的王力听见主席压低嗓门说了一句：“我倒霉的时候，罗荣桓都跟着倒霉。”短短十三个字，把两位老战友三十六年的情谊、同起同落的命运，一下子揭开了序幕。

往前推回到1927年9月的江西莲花圩。秋夜，毛主席把刚到队里的青年军官罗荣桓叫到篝火旁：“反动派并不可怕，只要我们自己不散。”罗荣桓只是点头，火光映着他那副斯文眼镜片，眸子里全是亮光。从此，跟着走的决心，就像那年夜里升腾的火星，落进了心里，怎么也灭不掉。

两个月后，井冈山分得的那块银圆到了他掌心。战士们把它当工资，他却视若命根子，反复擦得锃亮。12月的湘赣边界，他带队冲锋，一发子弹撞在胸口，闷哼之后继续前冲。战事结束撩开衣襟，口袋破了洞，银圆却嵌进金属凹痕里。那道浅浅的凹槽成了他此后征战的“护身符”，也成了人与人之间最原始的信任。

信任有时是软肋。三湾改编后筹集军费，罗荣桓把装满银元的木箱扛在肩头。行至半路，一名新兵自告奋勇替他分担重量。箱子交出，罗荣桓却再没见过那个人。夜里清点，人没了，钱也没了。战友埋怨他太老实，他只苦笑一句：“革命队伍不会天然纯洁。”话虽朴素，却点到了群众工作里最锋利的要害。

这种老实在情谊面前却像钢铁。1935年长征途中，贺子珍因伤落队，总是被主力远远抛在后面。罗荣桓殿后，一次次让尖兵回撤把贺子珍接来，又急急用树枝和苇草扎起担架。电线架好，他第一时间给前面的毛主席通报：“人已接到，请放心。”这通电话让毛主席长出了一口气。事后贺子珍说：“见着罗帅，像到家里一样。”

长征结束，延安窑洞里开会吃小米饭。一次外宾将到，罗荣桓见主席盖的棉被破得露絮，悄悄去供给部换了床新的。主席发现后立刻打电话过来，声音宏亮：“小罗，旧被子怎么就见不得人？”电话挂断，罗荣桓沉吟片刻，让人把新被子退回去。临时工友悄悄嘀咕，这位总政主任可真有点“怕领导”。其实他更怕的是给战友添麻烦。

抗战全面爆发后，罗荣桓率一一五师政治部千里奔赴华北。平型关、黄土岭、冀中平原，每一仗都打得狠，也都带着病。1946年，他被确诊为肾癌合并高血压、心脏病，仍然抱病投入辽沈、平津两大战役。推演作战方案时，他常常伏在地图上咳成一团，短暂休息后又撑起身子，一支红铅笔划出锋利的进军箭头。参谋们看得心惊胆战，他却摆手：“多赢一仗，兵就少死几百。”

1956年9月2日，罗荣桓给彭德怀写了一封信：“恳请解除我在总政和干部部的职务，以免耽误全局。”信被列为绝密文件，送到军委。知情者都懂，这绝不是什么推脱责任的漂亮话，而是实打实的身体撑不住了。可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依旧坐在办公室挑灯维护军队干部制度，一条一条审阅任免表。

家事上，他同样一丝不苟。女儿罗玉英赶到北京认亲时，裤子破了个洞，想拿去店里缝补。罗帅一眼瞥见，脸拉得老长：“自己动手，别忘了你是军人的孩子！”二十多年没见的父女重逢，本该泪眼相拥，他却先给女儿补课“艰苦奋斗”。粗听苛刻，细想是真情。

1959年庐山会议风起云涌，毛主席一度被推到风口浪尖。有人观望，有人转身，罗荣桓却在中南海灯下批阅电文，阐释主席主张，一字一句，掷地有声。“路线对，困难是暂时的。”这句话后来成为山东野战军干部夜学时的口头禅。于是1963年，主席站在罗帅灵前，回想当年枪林弹雨与庐山风波，才会有那一声“他总跟着我一起倒霉”的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