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月15日清晨，上海缝纫机二厂的单身宿舍刚亮起灯，一封贴着中共中央办公厅红戳的加急信件被递到刘人寿手里。信封下端只写了九个字——“请你们夫妇到北京一趟”。署名：陈云。屋里顿时安静得连呼吸声都能听见，黄景荷看了看丈夫，轻声说：“也许，真正的转机到了。”
信的出现并不是偶然。就在两周前，上海市委公布的文件正式确认：刘人寿与“潘汉年案”无任何牵连，原判全部撤销。相隔二十多年，那个一度被贴上“叛徒同伙”标签的名字终于从案卷里抹去。对许多人来说，这只是一条平反通报；对59岁的刘人寿而言，却像把卡在胸口的旧刺抽了出来，带着点血，却终于能正常呼吸。
飞机票难买，老战友史永四处托人，才在3月19日弄到两张北京航班的备用座。20日下午三点，刘人寿夫妇抵达西直门招待所。陈云的秘书张开炳接待时说了一句：“中央想听听你们的第一手情况。”语气不疾不徐，却让在座的人都明白分量——潘汉年的功过，是时候有个定论了。
在北京的四天里，刘人寿先后向中央文献研究室、中组部、公安部三个小组口述当年在上海地下斗争的全部细节：电台密码本如何藏在旧书脊里，情报如何通过香港秘密传延安，1948年秋他如何借“修电报机”混入徐州剿总，拿到那张后来被军委称为“淮海第一机密”的布防图。每说完一段，记录员都要停笔核对，生怕漏掉一个数字、一句暗语。
讲述结束的夜里，刘人寿躺在招待所硬板床上难以入睡。窗外北三环车流不息，他却一直在脑子里倒带：1937年初见潘汉年的情景、1945年黎明前的苏州河枪声、1955年功德林看守所那盏永不熄灭的白炽灯。第二天，他在日记里写下短短一句：“人可以被折磨得沉默，记忆却不会说谎。”
时间要往回拨到1937年9月。那年中秋，他在上海读书，听闻平型关大捷，一腔热血踏上北去的慢车。延安窑洞的腊月风又干又冷，陕北公学八个月课程让这位江苏青年初识马克思主义。1938年1月，他与同学黄承珍（即黄景荷）双双入党，随即被分到中央社会部。那时的社会部分工明确：情报、保卫、联络、无线电。潘汉年正担任副部长，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说话永远慢半拍，却句句在点子上。
1939年春，刘人寿接到母亲避难重庆的来信，正想请假，潘汉年一口答应：“顺路去看看重庆的风向，半年后转去上海。”一句话，决定了他此后十年命运。半年潜伏，他与袁殊会面十余次，打通岩井公馆线路；再后来，他顶着营业员身份混入上海外滩租界，建立情报小组，电文经香港直飞延安。一根细线，被敌人追踪了无数次，却始终没被剪断。
抗战胜利后，他仍留在上海。在国共谈判最焦灼的1947年秋，潘汉年突然接到周恩来电示：务必详细掌握徐州地区敌军调动。一个月后，刘人寿送到延安的那张布防图，后来被军史专家称为“淮海决胜的钥匙”。然而此时谁也没想到，八年后，这把钥匙反而成了锁链——1955年4月3日，“潘汉年案”爆出，不仅潘汉年本人被捕，整个系统都被“逆向溯源”。
4月11日清晨，刘人寿在上海市委统战部办公室被带走。审讯用的依旧是那间挂着大号风扇的地下室，灯光刺眼，桌上空白卷宗只写着一句话：“交代与潘汉年同谋罪行。”他反复说明自己只是一名基层情报员，却没人听。十年冗长调查后，1965年法院宣判：追随内奸潘汉年，判刑十二年。那天，他脑子里竟冒出可笑念头：或许这是组织对自己的考验。
狱中岁月让他迅速苍老。1969年冬，他身患胃穿孔，曾经的上级同事无人探望。假释后被送往缝纫机二厂监督劳动，月薪三十元。工友好奇地问：“听说你以前是官？”他笑笑：“以前会写几封电报，现在只会修几台缝纫机。”一句玩笑，却夹着苦味。
真正的转折来自1978年秋的中央工作会议。陈云提出加快平反冤假错案，公安部、最高检随即设立复查小组。黄景荷用12万字材料列出丈夫被捕全过程，分三份——一份中组部、一份公安部、另一份直接送到陈云办公室。几天后，陈云批示罗青长、胡耀邦：立即复查刘人寿案。文件留档时，批示底稿边有一行工整小字：“此人对党忠诚，请速行。”
1979年2月，中央发文：撤销原判，恢复名誉、工资、党籍。同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安排刘人寿出任市委统战部顾问，级别参照正厅。为表谨慎，文件仍附带一句“过去工作中有缺点”，目的是留待潘汉年案定论后再议。也正因此，才有了陈云的那封亲笔信。
4月22日，在中南海怀仁堂西侧小会议室，刘人寿、廖承志、刘晓、扬帆等数位老同志并排坐下，桌上是一摞摞泛黄档案。陈云开门见山：“要说清楚两件事：其一，潘汉年有没有叛变；其二，他领导的情报系统有没有给党造成损失。”然后他停顿了一下，补充道，“不清楚的事，说不知道。千万别为谁涂脂抹粉，也别诬陷谁。”
接下来几个月，大量口述材料汇集到中央。1982年8月23日，中央正式为潘汉年平反：认定其一生对党无限忠诚，“叛徒”结论完全推翻。随之而来，刘人寿与扬帆复查材料上那句“存在缺点”被摘除，卷宗最终盖章归档。
第二年4月，刘人寿等三人飞往长沙金盆岭，将潘汉年、董慧夫妇骨灰迎回北京。4月15日，北京站贵宾室里举行覆盖党旗仪式。廖承志颤抖着手角，缓缓展开党旗，刘人寿站在旁边，神情平静，似在细看那一抹鲜红是否与记忆重叠。骨灰随后安葬八宝山革命公墓。
多年后，有青年学者在浦东看望刘人寿，问他当年最难忘什么。他想了想，用近乎呢喃的声音说了七个字：“信得过，便能撑下。”这句话并不豪言壮语，却精准概括了他和那一代地下工作者的人生逻辑：对组织的信任、对同志的信任、对事业终有昭雪的信任。
2009年2月9日，89岁的刘人寿病逝上海。讣告极简，只提“曾任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顾问”。然而在不少解放军档案里，他的名字与那张1948年的徐州布防图并列，后人研究淮海战役时，总要在注脚里写上一行：“情报来源：刘人寿电台。”世事无常，这或许就是地下战线独有的勋章——看似轻描淡写，却分量千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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