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1月7日香港中通社
香港新闻网1月7日电（记者 王丰铃）因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论的恶劣性质和影响，中国商务部1月6日发布公告，当日起加强两用物项对日本出口管制。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回应表示，日本领导人近期公然发表涉台错误言论，暗示武力介入台海可能性，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性质和影响极其恶劣。
发言人指出，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禁止所有两用物项向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以及一切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其他最终用户用途出口。
中国2026年度《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证管理目录》显示，“两用物项”逾千条项目，涵盖化学品、电子设备、航空航天等多领域。根据管制条例，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组织和个人，将中国产相关两用物项转移给日本组织和个人，都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此外，《中国日报》当晚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鉴于日本近期恶劣表现，中国政府正考虑进一步措施，对日针对性收紧2025年4月4日列管的中重稀土相关物项出口许可审查。
中方管制消息引发日本舆论高度关注，日经225指数期货应声下跌约1%。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稔拒绝评论措施可能对日本造成的影响。与此同时，日本外务省、经济产业省和日本驻华大使馆紧急联络中方，要求撤回管制。
青年日本问题学者、察哈尔学会研究员陈洋7日接受香港新闻网、香港中通社专访，对以下问题作出解析：
1、本次管制对日本经济影响有多大？
陈洋：我注意到，中国商务部1月6日发布的关于加强两用物项对日本出口管制的公告，受到日本舆论的高度关注，并且是今天（7日）日本各主要媒体的头条或重要新闻。
所谓“两用物项”，是指既可用于民用目的，也可用于军事目的的物品、软件和技术。结合起概念，不难发现两用物项的涵盖对象十分广泛。事实上，日本舆论之所以高度关注，就在于中方没有在公告中阐明具体哪些“两用物项”将对日本进行出口管制。相较于明确的答案，这种模糊的表述才最让日本方面焦虑与不安，心里没底。
自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破坏中日关系以来，日本方面就一直在担忧中国可能对日本打“稀土牌”。尽管在此次中国商务部的公告中没有明确提及稀土，但中方今后对日本进行稀土出口管制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且这种可能性并不低。事实上，稀土完全符合中方公告中的“两用物项”，其既可用于手机电池制造（民用），也可用于导弹制导系统（军用）。那么，中方今后对日本进行稀土出口管制恐怕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此次中方的公告不仅是对日本某些关键产业的精准打击，也将对日本经济整体产生巨大且难以估量的现实影响。一来，如上所言，中方没有在公告中明确具体哪些“两用物项”将对日本进行出口管制，这意味着今后有可能是部分物品和技术，也有可能是物品、软件和技术全部都对日本出口管制。日本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岛国，在能源、原材料等方面高度依赖从中国的进口，中方公告的结果意味着日本今后将随时面临“被断供”的风险，而这势必将加剧日本经未来的不确定性。
以稀土为例，我注意到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估算，假设中国对日稀土出口限制持续3个月，其结果是造成6600亿日元左右的损失，促使年名义和实际GDP下降0.11%。如果持续一年，损失额将达2.6万亿日元左右，年名义和实际GDP将减少 0.43%。
二来，中方在关键资源方面的对日出口限制，不仅将影响日本具体的产业，也将带来连带效应。还是以稀土为例，日本至少一半以上的稀土进口源自中国，而稀土是日本汽车、半导体等产业的重要原材料。中国对日本进行稀土出口管制，将直接冲击日本汽车产业，而汽车产业本身又关联着很多其他行业，如零部件制造、运输等，这也就意味着最终将对日本所有行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和冲击。因此，中方的出口管制措施，既是对某些产业的精准打击，又是对日本经济整体的施压。
2、外媒关注点在于，中方为何在2026年开端就出手。但这是否与日本高市内阁至今未收回言论有关？
陈洋：中方在2026年开端就对日“出手”，看起来比较突然，但也是有迹可循。自去年11月高市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以来，中方果断采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加强相关军演力度、提醒和建议中国游客谨慎赴日旅行等。因此，中方此次对日本加强两用物项的出口管制，正是去年至今对日反制措施的延伸，显示出中方在对日反制方面有自己的节奏、有自己的议程设定，而非杂乱无章。
中方出手的正当性，我认为毫无指摘。一来，中国商务部在公告中写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也就是说中方的举措是有法可依的，是基于相关法律法规的内容，并非临时的随机决定。
二来，日本近年来，尤其是高市早苗上台后，加速强军扩武进程，不是提升防卫费占GDP比重，就是要大力发展“反击能力”、突破武器出口限制等。中国作为地区和世界负责任大国、爱好和平的国家，自然有责任和义务维护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而加强两用物项的对日出口管制，就是为了防止某些民用物项直接或间接被日本滥用作军事目的。
在涉台错误言论问题上，高市早苗目前暂没有流露出撤回的迹象。但我认为，高市这样的嘴硬状态恐怕不会持续太久，随着今后中方在两用物项上对日本出口管制力度的加强，势必会影响日本经济的方方面面，而当日本企业、普通日本民众更为切实地感受到高市破坏中日关系的代价时，即使高市不想撤回错误言论，日本民众都会逼迫高市撤回。
3、中方进一步稀土管制的可能性有多大？
陈洋：若日本方面仍不思悔改，拒绝撤回涉台错误言论，中方大概率将对日本采取更一步反制措施，也就是日本方面最为在意和忌惮的稀土。从这个角度来说，“留给日本的时间不多了”。
4、日本高官紧急发言，日方对本次管制会作出何种反应？
陈洋：具体包括以下几种反应：
首先，日本方面肯定会对中方举措表达不满（这一点日本政府已开始进行了）。日本外务省、经济产业省7日通过日本驻华大使馆向中方表达了强烈不满，敦促中方撤回这一决定。
其次，日本政府会进行综合评估。日本相关省厅，如经产省、外务省、防卫省、财务省等，将全面梳理日本依赖中国进口的两用物项清单，评估管制措施对各产业的具体影响程度，制定分领域应对预案。
再次，日本将开展针对性的外交沟通。预计日本外务省将通过中日外交渠道向中方阐明日本立场，就涉台言论等争议议题进行沟通。日本经济产业省将利用中日出口管制对话机制与中国商务部进行磋商，争取缓解管制措施的执行力度，探讨建立合规贸易的沟通协调机制。
最后，日本将强化供应链自主与替代。日本政府加大对国内相关产业的政策扶持与研发投入，推动高端钛合金、稀土材料、精密仪器等关键领域的技术自主化与产能提升。同时，积极拓展海外替代供应源，加强与欧盟、东南亚等地区的贸易合作，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
5、这是新年伊始，中日关系接下来如何走向？
陈洋：进入2026年，中日关系站在一个复杂而微妙的节点上。一方面，双方在政治安全领域的结构性矛盾持续累积，战略互疑明显上升。另一方面，经贸依存、产业互嵌和区域合作的现实基础依然存在，使双边关系难以走向全面对抗。综合内外因素判断，2026年的中日关系大概率将呈现出“安全上紧、经济托底，摩擦常态化、对话低烈度维持”的基本特征。
近年来，日本不断强化“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的政治叙事，并在防务政策、军事部署和对外表态上持续突破战后限制。这一趋势在2026年预计不会出现根本性逆转。相反，随着日本防卫预算连年增长、自卫队职能外延不断扩大，以及日美同盟在地区安全议题上的深度绑定，日本在涉华安全问题上的立场将更加制度化、政策化。
对中国而言，日本上述动向直接触及核心利益与战略安全关切，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已被视为对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的实质性冲击。由此，双方在外交层面的摩擦将更具结构性和长期性，而非单一事件驱动的阶段性紧张。可以预见，2026年中日之间的高层政治互信仍将处于低位，外交摩擦可能围绕涉台言行、军事动向、出口管制等议题周期性显现。
与政治安全领域形成对照的是，中日经贸关系在2026年仍将保持一定韧性。中国依然是日本重要的贸易伙伴和投资目的地，日本企业在制造业、消费市场和产业链协作方面，对中国市场存在现实依赖。同时，双方同为区域产业链关键节点，在RCEP框架下也具备制度性合作基础。这决定了中日经贸关系不具备“硬脱钩”的现实条件。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经贸合作的“压舱石”作用正在被不断削弱。日本政府近年来强调“经济安全保障”和“去风险化”，在半导体、关键材料、先进制造等领域逐步引入政策性限制。这种趋势在2026年仍将延续，并使经贸关系更加政治化、工具化。因此，2026年的中日经贸关系更可能呈现出“总量稳定、结构调整、合作趋谨慎”的状态：传统贸易与存量投资维持，高敏感领域合作受限，企业层面的风险管理成为主旋律。
综合判断，2026年的中日关系既难言缓和，也不至于失控，更不具备全面改善的现实条件。在政治与安全领域，双方将维持高警惕、低互信的结构性紧张状态；在经贸与区域合作层面，现实利益仍将支撑有限合作；在整体互动模式上，中日关系更可能呈现出一种“低位运行、摩擦可控、合作有限”的稳定态势。这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友好关系”，也不同于冷战式对抗，而是一种在战略竞争背景下被动维持的现实平衡。如何在这一格局中防止误判、管控分歧、保留对话空间，将成为2026年中日关系的关键命题。（完）
本文刊载于1月7日香港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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