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8日清晨，上海街头的晨雾尚未散去，担任市长仅半个月的陈毅已带着几位干部从南京路步行出发。沿途检查市场秩序、粮价变化，顺带看看夜里新贴的告示有没有被撕毁。那年头，上海刚刚脱离战火，秩序薄如纸，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挑动百姓的神经。陈毅决定暗访，理由很简单——不想让人提前“做样子”。
陆续走了两三个钟头，众人肚子咕咕直叫。一位随行干部提议就近找家小店垫垫。“正合适，”陈毅笑道，“今天别找大饭馆，弄堂深处那种最能见真章。”几人拐进四川北路一条窄巷，门脸不足两米宽的面铺正冒着蒸汽。招牌没灯箱，只写“和记面”三字，油漆剥落得厉害，看着倒也像普通百姓的去处。
伙计抬头看到来客，先是一愣，随即堆起笑脸殷勤招呼，手上竹帚随便往墙角一丢：“几位吃面？请坐请坐！”陈毅点头，说就要清汤加青菜，别花哨。伙计转身朝后厨喊：“一十，四碗！”声音拖得老长，像怕后面听不见。陈毅留了个心眼，暗记下“一十”这奇怪的代号。
热汤很快端上来。面碗硕大，青菜、瘦肉、豆芽一样不少，连汤面都泛着亮油。几人刚动筷，店门又被推开。一位穿着打补丁粗布褂子的老农探头探脑，手里攥着几个铜元，小声问：“师傅，一碗面多少钱？”伙计看都不想看：“坐那边角落！”随后回身抬嗓子：“十一，一碗！”语气敷衍得很。
汤面送到老农跟前，分量少得可怜，只有半把细面和几片白煮青菜，连油星都没见到。对比鲜明。陈毅放下筷子，轻声唤那伙计过来。
陈毅低声问：“为什么同样的钱，面的分量不同？”
伙计支吾：“干部一十，穷客十一，这是规矩。”
不到两句交谈，店里鸦雀无声。陈毅脸沉似水，一掌拍在木桌上，碗里汤花四溅，动作不大却震得所有人一颤。他直视伙计：“把你们老板请出来！”
老板闻声赶来，腰身微弓，满面赔笑。陈毅没有绕弯子，开门见山指出三个问题：第一，价格不明码，私设等级，“一十一十一”暗中区别百姓；第二，食品分量随心所欲，损害群众利益；第三，对穷苦人态度傲慢，违反新政府刚颁布的《整饬市场暂行办法》。说完，他语气陡转，斩钉截铁：“马上取消所有暗号，不许再分三六九等。上海需要的是公平，不是旧社会那套‘官面’‘苦力面’！”
老板连连点头，声称立即整改。但事情没有就此结束。当晚，陈毅在市政会议上专门提到此事，下令工商科、公安局两路人马明查暗访，全市餐饮业一律挂牌明价、同量同质，违者停业整顿。文书连夜发出，翌日清晨便贴遍各区。
有意思的是，消息放出去不到三天，弄堂里开面铺的小老板互相通气，纷纷把“小灶”“大灶”的木牌拆掉。甚至连素来横行的青帮堂口也开始收敛，原因很直接——没人愿意冒犯那位“敢拍桌”的新市长。细心的市民发现，街边茶水摊不再因衣着寒酸而怠慢，理发店也取消“军装价”“便衣价”的双轨。看着变化，许多老工人竖起拇指，“新政府管事，咱腰杆子直了”。
不得不说，陈毅此举并非一时意气。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工商业中心，公平交易关系到经济复苏的根基。若仍放任店家搞差别待遇，小到一碗面，大到成批布料、粮票，都可能被架空；时间一长，群众失了信心，市场秩序又将滑向旧路。陈毅深知这一点，所以才会因一碗面而发火。
值得一提的是，暗访期间，陈毅还顺手记了一笔账：当时面粉供应刚恢复，每碗面出厂成本七十元法币左右，按政府规定零售价一百元上下，面馆仍有可观利润。由此核算，那碗“官面”多出的油肉不过几分钱，却在心理上拉开了天壤之别。这种“小差别”正是旧社会贫富隔阂的缩影。陈毅抓住它，等于直接敲打了潜在的投机者。
半个月后，上海工商处总结，因“面馆事件”受罚的商户共计二百七十三家，绝大部分主动整改重新开张。调查回访显示，顾客满意度提高，店内营业额也显著回升。老百姓乐得拍手，商家赚了真金白银，市政部门更巩固了威信。
街头巷尾谈论此事时，总免不了一句评价——“陈市长脾气大，可心细”。脾气大，在于他绝不容忍任何对普通百姓的歧视；心细，则体现在抓住微末之处整顿市场。1949年的上海，人心思定，经济百废待兴，一碗面扭转的不是分量，而是风气。无数类似的小插曲共同铺垫了这座城市的复苏，也映照出那位“能文能武”的市长胸中的尺度与拿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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