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底，南京城里开了一场气氛古怪的追悼会。
会上，蒋介石为刚刚在碾庄圩兵败自尽的黄百韬流了泪，追赠他陆军二级上将，还大声疾呼“黄埔精神不死”。
可台下坐着的一帮黄埔军校毕业的高级将领，却在底下嘀咕着一句怪话：“黄埔精神不死者，黄埔精神——不死——也。”
这话绕了个弯，意思却很直白：给校长拼命的，偏偏不是黄埔自己人；黄埔自己人呢，都机灵地选择了“不死”。
这句私下里的牢骚，很快就被香港的报纸捅了出去，标题改得更绝，直接一个问号——“黄埔精神，不死？”
蒋介石看到报纸，气得够呛，但也只能干瞪眼。
怪就怪在这里，战场上这群选择“不死”的黄埔精英们，等真放下了枪，进了战犯管理所，反而一个个都像是突然记起了“精神”这回事，开始铆足了劲当“硬汉”。
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就凑了这么一桌“倔强四人组”：中将黄维、文强，少将徐远举、周养浩。
只是这四个人的“倔”，压根不是一回事，骨子里的东西，差得太远了。
淮海战役的战场，就是个大筛子，把这些将军们的成色都给筛了一遍。
眼看大楼要塌了，是当顶梁柱还是赶紧找个安全角落，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小九九。
黄维，黄埔一期，德国陆军大学镀过金，人称“书呆子”。
他带的第十二兵团在双堆集被围得铁桶一般，突围是没指望了。
最后关头，这位兵团司令是怎么个“杀身成仁”的呢？
据他的副参谋长文强后来回忆，解放军战士发现黄维藏身的新式坦克，上去敲了敲，喊了两嗓子“下来！”
就这两声，黄维自己就从坦克里爬了出来，双手举过头顶。
脸上全是沮丧，但没有半点要跟谁拼命的意思。
文强自己也好不到哪去。
他是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的代参谋长，杜聿明跑路的时候，指挥部被打散了。
文强领着几个人躲进个村子，结果一头撞上一群解放军，看上去年纪都挺小，十五六岁的样子。
文强脑子里第一个念头就是：“算了吧，别打了。”
于是主动把家伙什都扔地上，老老实实站到一边，等着被“收容”。
刚被抓那会儿，文强可听话了。
解放军的干部看他是个大官，让他去跟别的俘虏喊话，稳住大家情绪。
文强二话不说，爬上一张八仙桌，扯着嗓子自报家门，帮着解放军把乱糟糟的俘虏队伍给安抚了下来。
因为这份“功劳”，当天晚上他就住了单间，吃上了白面馒头。
在战场上，什么“精神”、什么“气节”，在黑洞洞的枪口面前，都得先给活命让路。
将军们心里都清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等这批高级战犯被送到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情况就变了。
之前战场上的“乖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倔强”。
这变化的开关，就是一项政策——“一个不杀”。
起初，重庆那边的管理所觉得王陵基、徐远举这几个人血债太多，民愤极大，就向上级请示要不要枪毙几个。
报告打到公安部，罗瑞卿部长亲自批示否决，明确了“不审不判，集中管教，分批释放”的方针。
这消息一传开，等于告诉这帮人：你们的命保住了。
脑袋不会搬家，那腰杆子自然就想挺一挺了。
黄维立马成了功德林里头号的“顽固分子”。
让他学习，他就在小组会上公开讲：“真理只有一个，主义也只有一个。”
意思是你们那套我不信。
别人学习写心得，他关起门来，一头扎进了“永动机”的研究里。
他想造一个不耗费能量就能永远转动的机器，用这种方式来对抗改造，进行无声的抗议。
他自己后来都承认，那时候他思想最顽固，天天跟同学（战犯之间的称呼）吵架，跟管理人员顶牛。
管理所上报第一批特赦名单时，周恩来总理都点了黄维的名，结果被管理所给“驳”了回去，理由很简单：“这个人改造得不好，放他出去，其他人不服气。”
文强也从最初的配合分子，变成了一个爱耍脾气、搞小动作的“刺儿头”。
他一直盼着能见到周恩来，在他看来，自己好歹是周主任在黄埔时的学生。
可等来等去也没见着，一股子怨气就上来了。
学习会上，他说话阴阳怪气；生活中，不是嫌伙食不好，就是嫌管得太严。
他那股劲儿，不是为了什么主义，更像是一种个人失意的发泄。
当然，也有不一样的人。
杜聿明、宋希濂，这俩人也是黄埔一期的名将。
刚被俘时，杜聿明绝望到拿石头砸自己的头，想一死了之；宋希濂被押着去照相，故意把头歪到一边，一脸不合作。
但他们很快就认清了现实，脑子转过弯来了，开始积极配合改造，认真写自己的战争回忆录。
结果，1959年，他俩就成了第一批被特赦的战犯。
而黄维和文强的“倔强”，一直持续到了1975年，他们成了最后一批走出功德林的人。
看起来都是“倔强”，可要是把黄维、文强这两个军人，跟徐远举、周养浩这两个特务头子放在一起比，那就完全不是一码事了。
黄维和文强的“倔”，是军人的面子和文人的傲气在作祟。
黄维这人，脑子里有根筋，认死理，信奉“忠臣不事二主”。
他的对抗，是一种书呆子式的理念之争，虽然在那个时代显得特别不合时宜，但他的逻辑是自洽的。
文强的“倔”，更多的是个人情绪，是觉得自己怀才不遇，没得到应有的尊重。
他俩的反抗，都摆在明面上，直来直去，就像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徐远举和周养浩，这俩人是另一个物种。
他们是保密局的杀手，手上沾了多少革命者的血，自己都数不清。
在他们的世界里，没有两军对垒的规矩，只有暗杀、审讯和阴谋诡计。
这俩人在云南被抓的时候，样子相当狼狈。
根据当时昆明市警察局长李志正的回忆，徐远举脱了军装，换上一身蓝布大褂，想混在老百姓里蒙混过关。
周养浩也是一身不伦不类的打扮，头发乱糟糟的。
两个人身上，连把防身的小手枪都没带，生怕被搜出来，当场就给毙了。
同为特务头子的沈醉，在他的回忆录里把这帮人的丑态写得更活。
当他们被关在重庆白公馆，听到监狱外面传来群众祭奠烈士、高喊“血债血偿”的口号时，这几个昔日让别人闻风丧胆的特务，“一个个面色惨白，缩成一团”。
徐远举更是吓得鼻涕流到嘴里都不知道擦。
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血债清算的恐惧。
可当他们同样知道“一个不杀”的政策后，恐惧立马就蒸发了，换上了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嘴脸。
他们开始在管理所里冷嘲热讽，对那些积极改造的“同学”比如宋希濂、沈醉，说风凉话。
他们忘了自己当初在墙角吓得发抖的样子，又开始玩弄起他们最擅长的心机和伎俩。
这就是本质的不同。
黄维、文强的“倔强”，是旧时代军人和知识分子的身份烙印，是在确定自己性命无忧之后，重新捡起来的一点可怜的“体面”和“风骨”。
而徐远举、周养浩的“顽固”，是特务本性的延续。
他们被俘时的恐惧，是对死亡的害怕；得知不死后的嚣张，是看透了对方底牌后的无赖式投机。
他们的世界里从来没有信仰和忠诚，只有利益和生存。
他们的“倔”，不含半点风骨，全是阴暗的算计。
最终，徐远举没能活着走出功德林的高墙，在一次学习小组会上与人激烈争吵，情绪激动导致脑溢血发作，死在了管理所里。
而黄维、文强和周养浩，则在1975年3月，作为最后一批特赦战犯，走出了关押他们二十多年的地方。
参考资料：
文强. 《文强口述自传》. 群众出版社. 2004.
黄维. 《黄维自述》.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3.
沈醉. 《我这三十年》. 群众出版社. 1980.
何济翔. 《功德林改造“纪实”》. 群众出版社.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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