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初夏，武汉阴雨连绵。曾志结束一天调研，回到招待所时衣服已被雨点打得发白。同行的小秘书帮她拧掉水，忍不住说：“曾部长，您这件干部服又旧又大，换一身吧。”曾志笑了笑，没有解释。夜深人静，她摊开信纸，落笔先写下一句——“主席同志：我是最早一批女红军，如今却没有一套军装……”。
这封信寄往中南海，也把人们的目光重新拉回到她曲折的一生。
1911年4月4日，曾志出生于湖南宜章。家境殷实，却难容她那股不驯的劲头。别人学女红，她偏爱翻墙看稻田；别人练书法，她在火盆边研究“无耻父母官”的骂帖。1924年，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的录取榜上出现了她的名字。这所学校紧邻大湘南工矿，罢课、游行此起彼伏，曾志第一次接触“反帝”“反封建”这些新名词，对旧礼教彻底翻篇。
离奇的是，仅两年后她闯进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50多名学员中，唯一的女同志。她不避世故地宣布：“女子也能闹革命！”同年10月，她在操坪的松树下庄严宣誓入党。那句“永不叛党”，像钉子一样钉进她此后的全部选择。
1928年春，湘南暴动拉开帷幕。曾志裹着红头巾、背红缨枪，在衡阳、郴州一带奔走。随着朱德、陈毅部队北上，四月她抵达井冈山，第一次站在毛泽东面前。回忆那天，她对朋友说过一句口语味十足的话：“满山风大，主席那缕头发飘来飘去，看着就让人踏实。”井冈岁月里，曾志常与毛泽东、贺子珍促膝夜谈。有意思的是，她直来直去的脾气曾试探过毛泽东：“外面说你‘左’得很，是真的吗？”毛泽东笑道：“真左也好，假左也罢，革命得往前推。”
战争的残酷与女性的生理双重夹击，在曾志身上留下难以愈合的伤。1928年11月，她经历三昼夜难产，孩子出生时自己几近昏迷。无奶可喂，她把婴儿托付给山下村民。此后十几年，她又生下两个儿子，一个夭折，一个因病落残。每一次离别，都是刀割。
进入延安后，组织工作愈发繁忙。1945年，曾志与丈夫陶铸接到东北任命。当时她刚做完阑尾切除，顺便提出绝育手术请求。医生犹豫，她径直报告组织，陶铸只回一句：“听她的。”结果就是，她顶着伤口缝线坐上北去的卡车，把四岁的女儿托给伤残老兵杨顺卿。毛泽东知情后感叹：“这才是陶铸和曾志。”
新中国成立，她被任命为中南部重工业部副部长。对矿井、焦炉她一窍不通，便蹲在铁水旁挨师傅们训。有位老炉长拍着胸口说：“曾部长，这行靠耐得住高温。”她笑答：“井冈山的枪子儿都挨过，炼钢的火也烤不怕。”一年多时间，她跑遍鞍钢、攀钢等厂矿，笔记本写满高炉参数、劳动定额。旁人称她“女部长里的技术员”，她只淡淡回应：“不懂技术怎敢指挥技术？”
然而，阶级路线起起伏伏，曾志在中南五省的职务几经变动。物质条件紧张，她手里那件深灰干部服洗了又穿，缝了又补。走进部队大院，总有年轻战士投来好奇目光——谁能想到眼前这位衣着朴素的女同志，竟是当年与朱、毛并肩的老红军？
1973年那封信，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信不过千字，没有任何功劳簿式回忆，只一句朴素诉求：想要一套军装。究其内核，那是对信仰和战友的深深怀念。毛泽东读后，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老同志要的是情谊。”随即批示湖北省委“予以关心”，还委婉询问她是否愿意返京工作。曾志婉拒回京，军装却在半月后寄到，军委后勤部特意配齐军帽、领章、袖标。收到包裹那天，她轻轻抚摸衣领，眼圈一热，并未作声。
此后数年，她继续奔波于重工业和群团战线，直到1982年离休。离休手续送达时，她把那套军装装进樟木箱，贴条封口，再没打开。1992年，81岁的曾志留下简单遗嘱：“不设公祭，不搞遗体告别，不收花圈。”字迹干净，依旧带着当年宣誓的劲道。
关于她的故事，许多人乐于用“悲壮”两字总结。但如果仔细梳理时间轴，会发现悲壮之外的坚韧与豁达更为打动人。无论井冈硝烟、延安窑洞，还是新中国百废待兴的矿炉高温，都未动摇她当年“永不叛党”的誓言。军装之于她，不过是一种象征；真正穿在身上的，是几十年未曾脱下的信念盔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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