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11日的清晨,上海南京路上飘着细雨,报童的吆喝透出几分急切:“孙夫人要出山,当行政院长啦!”行人被这则耸人听闻的标题吸住脚步,一时间摊位前人声嘈杂。不到中午,谣言已传遍租界咖啡馆和弄堂茶室,连远在南京的国民党高层也在电话里互相探问真假。

消息的源头,是李宗仁刚刚递送的一封亲笔信。三天前,李宗仁受命代理总统,他急于展示“求和”诚意,便派心腹携信赶赴上海,劝宋庆龄“出任行政院长,共挽狂澜”。信里言辞恳切,字句铺陈“民意所向、国运维艰”,外人乍看很有感召力。然而宋庆龄收到信后,只淡淡瞥了一眼,旋即合上信纸,冷声一句:“假的诚意,毫无意义。”

李宗仁与宋庆龄并非陌生人。早在北伐年代,两人同为国民革命的旗手;抗战时期,桂系部队在武汉会战中硬扛日军,宋庆龄曾私下给李宗仁寄去慰劳物资。正因如此,当李宗仁走到山穷水尽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孙夫人。对他来说,宋庆龄是能为摇摇欲坠的国民党增添最后一点体面的人选;可在宋庆龄眼里,所谓“与共产党谈判”却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的敷衍。

张治中曾向李宗仁进言:“若请得孙夫人,一定能打动延安。”李宗仁信以为真,连夜起草信件,甚至嘱咐随从带上桂林特产金橘,以示“家乡情分”。然而,他低估了宋庆龄对形势的判断。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已经把胜负写进地图,宋庆龄深知国民党政权只剩尾声,只要蒋介石遥控指挥,总统、院长不过是幌子。

谣言飞得越快,宋庆龄越觉得必须澄清。当天傍晚,她请廖梦醒代笔,一份简短声明随即登上《字林西报》:本人无意出任任何国民政府职务,当前全部精力仅用于中国福利会救济工作。末尾一句“传言不攻自破”写得简洁,却像一记重锤,击碎了南京寄望已久的“救命稻草”。宋庆龄放下报纸,气未消,连连说出那句日后传遍报馆的斥责:“这些人真无耻!”

李宗仁的盘算落空,内外交困更甚。四月起渡江战役迫在眉睫,他仍幻想“划江而治”。五月南京失守,六月上海解放,他只能携家眷南逃香港,年底又辗转美国。此后长达十六年,李宗仁远在纽约,生活清冷,政治上也被蒋介石防范。孤灯之下,胜仗时的赫赫声名成了旧相册里的灰色影子。

美国的日子乏味,李宗仁常在给友人的信里感叹“思乡心切”。1958年,他试探性地致函在北京的李济深,流露回国念头。程思远往返香港与北京,帮忙递话。其间,周恩来数次邀请程思远进京,对海外国民党人士直言“爱国一家,不分先后”。这一句暖心的话,在李宗仁耳边回荡许久,他终于下定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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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7月18日清晨,波音707划过岭南上空,74岁的李宗仁俯瞰脚下的羊城,心头五味杂陈。落地舷梯处,陶铸握住他的手,简单一句“欢迎回家”让这位老将眼眶泛红。两天后,北京迎来这条重磅新闻,外媒惊呼“国民党代总统回来了”。

回京后的行程紧锣密鼓:毛泽东会见、朱德叙旧、贺龙共进午餐,唯独迟迟未见宋庆龄。程思远观察到这一细节,悄悄提醒:“该登门了。”李宗仁明白,不去拜访,这段悬而未决的旧账永远难了。

10月5日,李宗仁与程思远抵达宋庆龄住所。茶几上摆着白瓷盖碗,氤氲茶香里,三人互道寒暄。短暂客套后,李宗仁起身鞠躬,低声道:“当年我们做错了事。”短短十字,带着老人沉甸甸的歉意。宋庆龄神色平静,轻声回了句:“过去的已过去,重要的是现在选择站哪一边。”席间再无指责,气氛倒比外界猜测的要和缓得多。

从宋庆龄家出来,夕阳铺满中南海的湖面,李宗仁嘴角似有如释重负的笑意。没多久,他在政协礼堂面对中外记者,坦言“我不是马列主义者,却是爱国主义者”。这句话赢得雷鸣般掌声,也为他在新中国的晚年定下基调。

此后,李宗仁走访东北,参观鞍钢、大庆,看到轰鸣的转炉与喷薄的油泉,不禁感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得多”。1969年1月30日,他病逝北京八宝山,享年78岁。葬礼上,花圈林立,其中一束白菊写着“宋庆龄敬挽”。多年恩怨,就此画上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