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的一个傍晚，中南海怀仁堂灯火通明。政协筹备会最后一次讨论国家领导班子，名单展开，毛主席提到李济深的名字。会场先是一静，随后便响起压低了的议论声。
不少与会者记得李济深在1927年的“清党”与“四一五”，心中疑虑难消。有人小声嘀咕：“这位昔日军阀，当得起新中国副主席吗？”场面一度僵住。周恩来环顾四周，缓缓站起，“各位，如果当年红军接受他的建议，或许根本就没有万里长征。”一句话把许多人拉回到十六年前的福建。
时间倒转到1933年冬。蒋介石围堵中央苏区，19路军在福州举起“反蒋抗日”旗帜。此时的李济深已经与蒋彻底决裂，他派人连夜赶赴瑞金，请求红军配合东西夹击蒋军。毛主席、周恩来、彭德怀都主张出兵相援，红军内部却出现“军阀无可信”的声音，最终决定按兵不动。十二月底，蒋军重兵南下，19路军孤掌难鸣，“福建事变”迅速失败。翌年秋，中央红军被迫突围，踏上两万五千里征程。
李济深的名字因这场失败再度沉寂。被软禁、被通缉、被排挤，他辗转香港、桂林，创建“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接济抗日队伍。1944年桂柳会战失利，他干脆回到广西山区，联络八路军南方游击队。广东地委报告中央：“李任潮态度诚恳，可用。”毛主席回电：“彼此信任，军事上给予方便。”随即调拨药品、被服，送往桂北，李济深深受触动。
1946年，他登庐山求见蒋介石，一封十九页长信劝蒋停止内战。蒋怒而搁置，李济深拂袖而去，自此公然反蒋。香港《星岛日报》刊出他的声明：“全国和平，势在必行。”一句话把自己与国民党最后的联系剪断，也让他在爱国民主人士中声望骤升。
1949年1月，他化名“李伯涵”，离港乘苏联客轮北上。旅顺码头寒风凛冽，东北局代表递上棉大衣：“中央欢迎先生。”李济深握住对方的手，久久未放。这一次，他再无退路，更无犹豫。
再回到怀仁堂。周恩来简要梳理李济深三次转向：辛亥革命时跟孙中山；北伐后误入迷途；“九一八”之后逐步靠拢抗日阵营。“他认清方向用了时间，但关键关头总站在民族大义一边。”周恩来顿了顿，“别忘了，黄埔一期，他是教练长；北伐时，他是第四军军长；今天，他愿把余生全部交给共和国。”
议论声渐止。蔡廷锴、何香凝等起身表态支持。李济深本人却坐在角落，只默默记录发言。会议结束，毛主席快步走到他身边，说了一句：“合作三十五年，今天总算修成正果。”李济深抬头，眼里含泪，轻轻点头。
9月30日晚，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李济深与朱德、宋庆龄等同时当选副主席。李济深起身致谢，只说了两句：“过往有愧，今后唯尽绵力。”台下掌声不息。
1950年春，他随访华南，走到桂林时特意绕道固镇、宿州故地，向随行人员感慨：“从前征战为谁？如今才算明白。”同行者不语，却被他这句随口而出的自嘲击中。
1959年10月，新中国十周年大阅兵结束四天后，李济深病逝于北京医院。人民日报发讣告时，特意引用了他晚年的一句话：“愿以余热，化作山川，护我河山万里。”对许多老同志而言，这既是送别，也是一份迟来的和解。
至此再看当年怀仁堂那场辩论，周总理那句提醒依旧醒目：如果当初听了李济深，长征或许是另一段篇章。历史没有假设，但它会记住每一次迟到的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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