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
《胡阿姨的花园》一举拿下最佳纪录片。
片子用14年，
拍下了一位靠开小旅馆为生的女性
和她在城中村的废墟上建起的花园。
胡阿姨的旅馆“圆门山庄”，
位于重庆十八梯，
每晚只收两三元，
给务工者、低保户等提供蜷缩庇护之处。
而另一边，
她每天跑到繁华的解放碑，
捡一件件“宝物”回来，
搭起自己的花园。
胡光荣阿姨，与儿子少斌
十八梯的小花园
这部被媒体评为2025年华语十佳榜首的电影，
前段时间在院线上映没多久，
就悄悄下线，暂时告别了观众的视野。
但豆瓣评分高达8分，
1000多条评论下，
网友们为胡阿姨感到一次次揪心、震动，
感叹时代转变下
一个底层良善之人的笨拙、真诚和“愚蠢”。
2024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左）、2025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右）
导演潘志琪北影毕业，
一边在高校教书，
一边记录着城市的变革。
11月，一条在杭州拜访了潘志琪，
他说自己想拍下的，
“是在时代的更替中，好像在追赶这趟列车，
又似乎没有赶上的那些人。”
自述：潘志琪
编辑：夏 尔
责编：陈子文
2010年我去重庆，参加重庆民间映画影展，第一次到了十八梯。
这里给我的印象非常奇特：周边都是非常繁华的CBD，而十八梯则像是一个很静止的空间，但又充满了市井味。那个时候，我知道这里即将开始旧城改造，我好奇住在这里的人，他们将去往哪里？
2012年，我第一次遇到胡光荣阿姨。
旅馆“圆门山庄”，与门口的小花园
胡阿姨早年是个会计，和她的丈夫在一家国营公司上班，因为帮人家担保了很多贷款，后来入不敷出，把自己的房子也变卖了。最终丈夫也和她离了婚，胡阿姨就来到了十八梯。
她在这里开了一家名叫圆门山庄的旅馆，收费不高，大概就两三块钱一天。里面的客人形形色色：有打工的，也有算命的；有低保户，也有刚到城里来寻找工作的人，旅馆就是他们暂时的一个落脚点。用她的话来说：“他们都在这里共渡难关。”
背着“大蘑菇”，在重庆走街串巷
我认识胡阿姨，是先通过她的花园。因为她的生活，除了经营这家小旅馆，每天还会去旁边的解放碑捡垃圾。一些已经废弃的商业物件、道具，她觉得比较有趣，就会把它们搬回家，重新收拾装扮一下，安置在她的花园里。
这座“花园”不大，就是她小院子门口的一座小山坡，里面摆着她捡来的大蘑菇、平安卫士、恐龙蛋、还有彩虹伞……就像一件件被她重新打造的艺术品，也像是她为自己打造的一个乌托邦世界。
花园，被五彩缤纷的道具点缀
解放碑是重庆的CBD，但重庆人有个说法，是“先有十八梯，后有解放碑”。胡阿姨，我发现她的生活是贯穿这两个时空的：从繁华的解放碑，到十八梯的小旅馆。她每天的行为，把这两个空间非常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这座花园，其实是胡阿姨跨越现实苦难所追寻的一片净土，也是她面对过去、面对自我的一种救赎。
胡阿姨用她面对生活的坚韧、用她的精神世界，回应了很宏大的命题：在时代的潮流中，其实人非常渺小，我们都是顺应着时代在往前走，我们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是这样的。在大家面临焦虑、迷茫时，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守护自己的内心？
胡阿姨与少斌
有一天我在拍摄，老太太突然停下她手中的工作，非常认真地对着摄影机跟我说：“小潘，你今天晚上能不能帮我打一个电话？”
其实我很惊讶，我以为这个人是谁呢，胡阿姨说这是我儿子，他今天生日，你能不能以一个陌生人的身份给他道一声祝福？那是我接触到少斌的开始。
回到酒店以后，我马上就拨通了他的电话，但在电话那端传过来的声音，其实让我很惊讶：一个非常虚弱的男士的声音。后来我才知道，他那个时候正处在抑郁当中。
两人争论，关于人生的意义与生死
少斌是胡阿姨最亲近的人，母子俩的性格却反差很大。
有一次我跟少斌约好，第二天要去十八梯看他妈妈。那天他过来的目的，其实是要劝胡阿姨搬走，因为他觉得她一个人在那，实在是太孤独了，而且他（自己）在这边也不成家。更不用说，旅馆根本也是入不敷出，他觉得实在是没有坚守的必要。
在那场对话里，少斌质问他的母亲：“妈妈，我们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难道就是等死吗？”
胡阿姨用非常有力的一句话，她列举了保尔·柯察金的故事，去激励他的儿子。
那一刻我端着摄影机，内心是很受震撼的，我突然间发现，眼前的这个人物，她其实就是一个精神的贵族。她在精神方面的这种富足感，其实远远超过我们。
胡阿姨、少斌，与新家
电影首映以后，我们先是去了德国的霍夫电影节，然后回国之后，把路演的最后一站落在了重庆，就觉得这个故事重新回到了十八梯。
我们特地去看望了老太太，胡阿姨拿着她非常可爱的、捡到的小电子琴给我们弹《东方红》，然后我给她带了一份郁金香的种子。少斌还调侃老太太：你要成网红了，以后出去注意形象。
胡阿姨每天依然会在她几平方米的走廊上，精心照顾那另一座新的小花园，她跟我说，她捡到的植物又重新栽活了。
她依然觉得她很富有，她什么都有。
拍摄中的潘志琪
上次我在莫斯科国际电影节，颁奖典礼之后，电影节的总监特意过来找我说，在莫斯科，他们已经有了一个胡阿姨的粉丝群。那时我就觉得，人的情感，和它想传递的价值，是可以跨越地域、文化的。
在这个片子的前期阶段，我既是导演，又是摄影。因为十八梯有很多游客来光顾，不经意间，总会有人停下来围观我们。
潘志琪与胡阿姨
我每次去重庆，长的话会待一个多星期，短的话可能也就两三天。当时我经常会住一家酒店，就在十八梯的上面，现在酒店已经不存在了。
七八年的时间，连服务员都认识我，因为我每次走，总要寄存一大堆电池在那，有些时候一放就是一个多月。
《24号大街》
2010年那个时期，我同时也在做另外一部片子，就是《24号大街》。我感觉自己一直在寻找一些城市化，或者说现代化进程中的东西。他们都是在这种时代的更替中，有可能在追赶这趟列车，又似乎赶不上的这些人。
在我的预想中，胡阿姨的拍摄本来在2017年就该结束了，也就是十八梯旧城改造一期工程的收尾。但我没想到，一直拍到了2021年。最大的挑战，是你要在10多年的时间里头，去持续观察一件事情，去慢慢地等待，其实它是会有一些疲劳感的。
但我很认同日本纪录片导演小川绅介曾经说的一句话，“纪录片是拍摄者与被拍摄者共同创造的世界。”
用收集来的杂物布置花园
其实我有的时候也在问自己，你为什么要花十几年时间，去记录这样一位普通的女性？最后我发现，这么多年下来，我已经成为了胡阿姨生活的一部分。
片子结尾的时候有一幕，边上的路人看到我们，很惊奇，又很调侃地问胡阿姨：他怎么还在拍你，你是不是要上电视了？老太太也会非常调侃地回答：“上个屁电视，他就是个没事干的人。”
就是你跟她好好地生活，好好地相处，然后让她觉得，你是一个“没事干的人”。
胡阿姨与新家
电影的第一版结尾，是胡阿姨背着那朵太阳花在地铁里、在城市的各个空间游荡。好像她在用一种非常独特的、个人化的，甚至有点像接近当代艺术的方式，在跟她的过去做某种表达。后来我总觉得，这个结尾还差那么一口气。
疫情期间，我又去到重庆，用航拍器补拍了一个格子间一般的公寓外景，作为结尾的镜头——在胡阿姨新家的窗口，那里有一片花。
这个人物的精神，其实它是不会败的，她的生命力依然还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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