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9月，汉城奥运会闭幕式的礼炮声刚落，观众席上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时任中国奥委会主席何振梁。他轻声感叹：“亚洲体育的格局要变了。”有人或许没意识到，真正的大戏并不在赛场，而在看台外悄然铺陈：中、韩、朝三个主角正在重新审视彼此的位置。
彼时的东北亚局势仍带着冷战余温。韩国经济蒸腾，朝鲜半岛南北对峙，苏联逐渐力不从心，美国在远处操盘。北京方面早在1985年就提出“经济先行、政治跟进”的方针，邓小平明确指出，对韩接触既能拓市场，也能削弱台湾的“邦交网”。这些话后来被外交部干部反复引用，成为制定新路线的底稿。
1991年11月，钱其琛以中国外长身份踏进金浦机场。距离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署已过去29年，距离中国官员上一次公开访问韩国也足足隔了46年。韩方的礼宾车一路疾驰，车窗外闪烁的摄像灯给寒风添了几分热度。巴掌大的名片还没抓稳，总统府礼宾官就凑过来低语：“总统卢泰愚希望今晚晤谈。”一句话，道尽韩国的渴望。
钱其琛并未当场给出肯定答复。这位见惯波澜的老外交家很清楚，真正要说服的不是韩国，而是隔着鸭绿江的朝鲜。假如没有平壤的默许，中韩再多的文件也只能束之高阁。也正因如此，1992年7月的那次“赴朝之行”才显得格外关键。
出发前夜，钓鱼台国宾馆灯火通明。文件袋一层又一层，机要员每翻一次页，气氛就沉一分。有人低声讨论金日成的态度，也有人担心朝鲜民众会否因此感到被冷落。钱其琛合上材料，只说一句：“该说的都在稿子里，剩下看人情世故。”
7月20日上午，专机在平壤顺安机场降落，没有鼓号，没有群众海洋，只有朝鲜外相金永南带着简单车队。与以往鲜花与锣鼓的场面相比，冷清得几乎失礼。直升机升空后，舷窗外是成片稻田和静默山岭，机舱内闷热如蒸笼。钱其琛抬腕看表，时间被引擎声切割得支离破碎。
降落处是妙香山脚下一栋不大的别墅，金日成已等候在门口。老人八十岁，身形虽略显丰腴，步履仍稳。“中国同志，辛苦了。”他以朝鲜语缓缓说道，随行翻译低声转译，全部不过十来个字。对话很短，史料记载不足五分钟。关键句在最后——“我们理解中国的独立决定，也会坚持自己的道路。”这两句平静却分量极重，当场化解所有悬念。
午后，钱其琛与金正日做了技术性沟通，主题围绕两点：半岛稳定与中朝经贸。双方都知道，一旦中韩建交，板门店前线的棋盘将被重新排布。金正日要的是安全感，北京给的是继续合作的保证。小范围交流持续了两个小时，气氛算不上热烈，却也没有想象中的僵冷。
回程专机上，钱其琛打开记录本，只有一行笔记：“事可成，速办。”第二天抵京，他在中南海如实汇报。8月4日，中韩第三轮谈判敲定全部条款，12天后正式签署建交公报。整个过程堪称闪电——从平壤通报到落笔成文，不足一个月。
值得一提的是，中方对朝鲜的经济援助没有因建交而削减，反而在1993年增加了粮油额度。这并非单纯的补偿，而是维系传统友谊与地缘稳定的现实选择。朝鲜方面也迅速调整对华宣传口径，《劳动新闻》在当年10月刊发社论，称“中朝友谊经历考验更加牢不可破”，语气虽有修辞，却真切反映了平壤的态度转变。
80岁高龄的金日成以简短会晤结束悬念，外界评论颇多。有人说他无奈，有人说他审时度势。不管怎样，老人家当日所显现的成熟与克制，为半岛局势避免剧烈震荡发挥了实际作用。钱其琛后来在《外交十记》中写道：“金主席着眼大局，表现了老革命的襟怀。”短短一句，既是褒奖，也是一种历史定位。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中韩贸易额依旧逆势上扬，这与1992年的“快刀建交”不无关系。两国关系由此步入快车道，而朝鲜虽面临经济困难，但在政治层面继续保持与中国的高频互动。若没有当年平壤那五分钟的点头，一系列后续合作恐难顺畅展开。
钱其琛在外交部有个绰号，叫“解结人”。朝美第三轮核谈判时他曾从中斡旋，香港回归前他亦率团多次赴伦敦。1992年赴朝，算不上最险，但胜在精准。没有夸张的辞令，没有冗长的交锋，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这恰是老一辈外交家的功力所在。
2017年5月9日，钱其琛在北京与世长辞。讣告发布后一小时，韩国外交部发来唁电，朝鲜外务省也通过驻华使馆表达哀悼。这两封电文隔空相望，像一枚无声的印章，盖在1992年的那段往事上，亦映照出金日成五分钟会见的历史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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