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11月，北京落了第一场雪，中南海勤政殿彻夜灯亮。批阅电报的毛主席抬眼望向窗外白茫茫的院子，脑海里却冒出远在苏联的女儿李敏。战事硝烟散去，他对家庭的牵挂反而越发浓重，似乎一停下手中的笔，思绪便会被孩子们牵走。
李敏1936年在雪峰山脚出生，两岁后随母亲贺子珍远赴苏联疗伤，一待就是八年。1950年冬，她回到祖国，时年十四岁，已经能和父亲用俄语讨论文学。毛主席有意让她远离政治中心，送去清华附中，期望她过普通学生的生活。可“江山易改，亲情难割”，李敏隔三差五总爱往西院跑，陪父亲吃夜宵、听父亲背《离骚》，父女感情在这段宁静日子里迅速升温。
1961年春，空军年轻飞行员孔令华走进李敏的世界。男方家世普通，却凭作战功勋赢得尊重。二人登记时，组织部特意嘱咐：婚礼从简，不得影响部队训练。婚后小两口在玉泉山的招待所住了不足一年，很快迎来了新生命。
1962年10月，外孙呱呱坠地，中南海洋溢着久违的欢乐。七十岁的毛主席听报后哈哈大笑，“官升一级”的玩笑从警卫到机要人人都听见。孩子取名“孔继宁”，既寄托“继承”，又嵌入“列宁”，用意深远。满月那天，毛主席翻箱倒柜找出一只旧拨浪鼓——延安窑洞里亲手雕刻的木片已被岁月磨得圆润，他轻轻拂去灰尘，递进襁褓。拨浪鼓哗啦响，婴儿圆眼直盯不放，老人眉梢都是笑。那一刻，政治领袖与普通外公并无区别。
然而温情并未持续太久。1963年底，江青对李敏出入西院颇有微词，认为警卫、司机总为“私人事务”疲于奔命。李敏起初忍让，后来索性搬离，带丈夫和不足周岁的儿子迁到复兴门外的一处干部宿舍。毛主席没有挽留，只在送别那天站在台阶上，深深注视汽车远去，身边的警卫喊了几次“主席该回去休息”，他才转身。
离开中南海后，生活顿时变了模样。孔令华常年飞行训练，李敏要上班，没人整日抱着孩子。1964年初春，她把继宁送至上海，请贺子珍帮忙带养。上海弄堂里，外婆拿旧秤杆天天称外孙体重，“要比邻居家小胖墩再重一两才行”，老太太念叨着，眉间终于少了几分郁结。
1966年、1968年和1969年，毛主席生日，继宁都会被接到北京。孩子懂事，每次见到外公都行队礼，大声报告自己学会了几何或背会了《七律·长征》。老人乐不可支，摸着他的头说“像只小老虎”。一句话传开，西院工作人员私下也跟着叫“小老虎”，孩子听惯了，真把外公的昵称当成荣誉。
1974年盛夏，孔令华主动请假，把十二岁的儿子带到菊香书屋探望。那时的毛主席已患心肺疾病，步子迈不稳，说话也须停顿。警卫提醒爷孙相见时间不能太长，老人执意多坐一会。外公轻声说：“小老虎，我好想你。”少年回答：“我会长成大老虎！”两句对话短，却让在场的人都红了眼圈。
返程列车上，李敏望着窗外飞逝的华北平原，久久沉默，她隐约意识到父亲的身子或许撑不了多久。回北京探视的申请此后再三递出，却总因日程、病情被婉拒。1976年9月9日，噩耗传来，十四岁的孔继宁在教室被班主任叫出，得知外公离世，整个人怔立在走廊，半晌才蹲下抱头。那天北京天空阴沉，他记得校门口的白杨被风吹得猎猎作响，好像战旗。
丧礼期间，李敏因旧伤高烧，仍坚持在灵柩旁站了整整两小时。孔继宁没有被批准进入大厅，只能同父亲待在招待所，小声背诵开学第一篇课文，仿佛这样就能离外公近一点。事后他问母亲：“外公最后一次提到我吗？”李敏点头，声音沙哑：“他说，小老虎要记住‘继宁’两个字的分量。”
进入八十年代，孔继宁考入解放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校内谁都不知道他与毛主席的血缘，直到一次家庭成员来访，接站的越野车挂着军委车牌，同学们才发觉他身份不凡。面对好奇，他解释寥寥，更多时间埋头专业书籍。他认为，优秀成绩比出身更可靠。
大学毕业后，孔继宁服役总参，1990年代转业创业，专做红色文化素材整理。他自认肩上那两个字不仅是姓名里的“继宁”，也是一种提醒——继承先辈精神，守护家国安宁。对外公那句“小老虎”，他始终放在心底，当作成年后奋力奔跑的发令枪。
时间已步入新世纪，李敏偶尔去他办公室，看见墙上挂着一张1962年的黑白照片：毛主席怀抱襁褓，小手握住拨浪鼓柄，老人笑得像孩子。李敏轻轻擦拭相框，什么也没说。儿子懂母亲的神情，泡好一杯龙井递过去，窗外阳光落在桌面，拨浪鼓的影子摇晃，仿佛那悠长的哗啦声又一次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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