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

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那只大手,稳稳地按向了一个电钮。

就在这一秒,几十米外的旗杆底下,几个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这是新中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电动装置升国旗。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如果电钮按下去没反应?如果旗子升到一半卡住了?如果国歌放完了,旗子还在半道上?

那这乱子可就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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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这个电钮,设计者给它上了个“双保险”。当国旗准确无误地停在22.5米的顶端,正好配合着《义勇军进行曲》最后一个音符落下时,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那个设计这个自动阻断装置的人,此时正满头大汗。

但谁能想到,就在两年前,这个人还戴着重型镣铐,关在国民党南京的死牢里,每天都在数着日子等枪毙。

02

这人叫戴中溶。

在那个年代,他属于典型的“天龙人”配置:上海人,交大电机系毕业,顶级的技术专家。

把时间倒回到1934年。

当时的“西北王”胡宗南正愁得掉头发。为什么?因为他的部队太土了。打仗靠吼,通讯靠走,几台破电台经常收不到信号。胡宗南是个心气很高的人,他发誓要搞一支现代化的“铁军”。

这时候,戴中溶出现了。

胡宗南一看戴中溶的简历,眼睛都绿了。交大高材生,无线电专家,这正是他做梦都想要的人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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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南对戴中溶有多好?

直接给官:机要室副主任,电讯科科长。

直接给钱:月薪130块法币。

这130块是什么概念?那时候普通士兵一个月也就几块钱,一个县长的工资也就几十块。戴中溶拿的这个钱,在西安能买两头牛。

更绝的是,胡宗南给了戴中溶一项“特权”。

在胡宗南的司令部里,有一个地方叫“译电室”,那是核心中的核心。里面的电报全是蒋介石亲自发来的绝密军令,连胡宗南手下的师长、旅长都不能随便进,只有胡宗南和他的参谋长能进。

但戴中溶可以随便进。

为啥?因为胡宗南是个技术盲。他觉得戴中溶就是个修机器的,是个搞技术的书呆子,“技术人员嘛,不懂政治,只懂电线”。

胡宗南这辈子最大的误判,就是低估了这个“书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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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戴中溶确实是个技术控。

他到了西北,那是真干活。帮胡宗南修电台,建电台网,把原本烂得一塌糊涂的通讯系统搞得井井有条。

胡宗南看着清晰的电报信号,乐得合不拢嘴,觉得自己这钱花得太值了,这人挖得太对了。

但他不知道的是,这套先进的通讯网络,其实是戴中溶给延安准备的“大礼包”。

戴中溶早就对国民党那套贪污腐败、消极抗日的作风看吐了。

特别是到了西安后,他亲眼看到胡宗南拿着最好的装备,不打日本人,专门用来围堵陕甘宁边区。

戴中溶有个妹妹,叫戴中桂,就在延安。

一来二去,戴中溶通过妹妹,联系上了那边的上线——中共情报界的传奇人物,罗青长。

这一下,好戏开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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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南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自己的部队刚要调动,共军那边好像开了天眼一样,早就埋伏好了?为什么蒋介石发给他的“剿共密令”,他还没看完,毛主席那边已经在开会研究对策了?

原因很简单:密码就在戴中溶脑子里。

戴中溶利用胡宗南给他的那个“特权”,大摇大摆地进出译电室。

白天,他帮胡宗南调试电台频率;晚上,他把这些频率和密码背下来,转手交给自己的联络员。

甚至到了后来,国民党的交通运输计划、兵力部署图,戴中溶看都要看吐了。

可以说,胡宗南是在用全军最高的薪水,雇了一个最致命的掘墓人。

04

这种在刀尖上跳舞的日子,戴中溶过了整整十年。

但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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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9月,一个惊雷炸响了。

国民党特务在北平破获了一个中共地下电台,抓了一个叫王石坚的人。这可是个大案子,牵出了一大串潜伏名单,史称“北平谍案”。

这份名单一级级报上去,最后摆在了胡宗南的桌子上。

胡宗南拿起名单一看,脸都绿了。

戴中溶的名字,赫然在列。

据当时的副官回忆,胡宗南当时的第一反应不是愤怒,而是懵圈。他拍着桌子吼:“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戴中溶就是个搞技术的,他懂什么政治?肯定是搞错了!”

你看,这就是“技术宅”人设的好处,直到最后一刻,大反派都在替你找借口。

但证据确凿,王石坚那边已经吐了。

胡宗南没办法,只能下令把戴中溶抓起来。但他心里还是不想杀这个“宝贝疙瘩”,只是把他押送到了南京,关进了死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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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1949年初的南京,空气里全是血腥味。

解放军的炮声已经能在江对岸听到了。国民党知道自己要完蛋了,开始最后的疯狂。

监狱里每天都在死人。

特务们拿着名单,一批一批地把人拉出去枪毙。特别是像戴中溶这种“背叛党国”的军官,那是重点照顾对象。

戴中溶坐在牢房里,听着外面的枪声,心里跟明镜似的:轮到自己,也就是这一两天的事了。

那时候,戴中溶已经被判了10年重刑。按照国民党的清理逻辑:死刑犯先杀,重刑犯后杀,轻罪的放了。

眼看着身边的狱友一个个被拖出去,就再也没回来。

戴中溶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但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荒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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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戴中溶准备英勇就义的那天晚上,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平时凶神恶煞的狱警,突然不见了。走廊里静悄悄的,连个巡逻的脚步声都没有。

一直等到天亮,也没人来提审,也没人来送饭。

监狱的大门,敞开着。

原来,解放军过江的速度太快了,快到南京的国民党官员根本来不及管监狱。

那个监狱长一听说解放军进城了,吓得魂飞魄散,哪还顾得上杀人?带着手下的小弟,卷铺盖跑路了。

本来是有一道命令要处决这批重刑犯的,但这命令还没传达到,执行命令的人先跑了。

于是,出现了那个经典的名场面:

戴中溶和剩下的几个难友,小心翼翼地走出牢房,穿过空荡荡的走廊,大摇大摆地走出了监狱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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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激烈的枪战,没有任何惊险的营救。

国民党的整个司法系统,就在那一夜之间,像个笑话一样崩塌了。

出了监狱的戴中溶,一刻也没闲着。

他辗转回到了组织怀抱。这时候,距离10月1日只剩下不到几个月了。

组织上交给他一个新任务:搞定天安门的升旗装置。

这任务听起来简单,其实难得要死。

要知道,那是1949年,中国连个像样的电机都造不出来。天安门的旗杆那么高,要是靠人拉,费劲不说,还很难配合国歌的节奏。

要是用电机卷,万一卷过头了,把红旗卷进滑轮里,那在全世界媒体面前就丢大人了。

戴中溶拿出了当年在交大读书的底子,又拿出了在胡宗南那里修电台的钻研劲儿。

他和另一个工程师林治远配合,没日没夜地算数据、画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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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戴中溶设计了一个极其巧妙的自动阻断装置

他在旗杆顶端装了一个限位开关,只要旗帜一碰到顶端,电路瞬间切断,电机立刻抱死刹车。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还计算了国歌的秒数,调整了电机的转速。

这就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当毛主席按下电钮,红旗缓缓上升,46秒后,国歌奏完,红旗“咔哒”一声,稳稳地停在了22.5米的高空。

分秒不差。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吗?

没有。

对于戴中溶来说,升旗只是个小插曲。他真正的战场,还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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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戴中溶没有去当大官,而是回到了他的老本行——搞科研

上世纪60年代,中国开始搞自己的半导体。那时候,西方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连个晶体管都买不到。

谁来干?戴中溶来干。

他一头扎进了国家科委,负责那些最枯燥、最基础、也最核心的技术攻关。

他在“3262”工程里,带着一帮年轻人,从零开始,搞出了中国第一批半导体材料,搞出了中国早期的集成电路。

现在大家都在聊“中国芯”,都在聊卡脖子。

其实早在半个世纪前,戴中溶这批老科学家,就在为了这块小小的芯片拼命了。

后来有人问过戴中溶:在胡宗南那边拿着金条当高管,和后来在实验室里啃馒头搞科研,哪个更爽?

老爷子没正面回答,只是笑了笑。

这还用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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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在西安,他虽然穿着将校呢大衣,拿着高薪,但每天活得像个鬼,连睡觉都得睁只眼。

而后来,虽然日子清贫,但他造出来的每一个零件,都在让这个国家变得更硬气。

1962年,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西北王”胡宗南,在台湾窝囊地病死了。

据说他晚年最想不通的一件事,就是为什么自己手下那么多人才,最后都跑到了对面?

而戴中溶,一直活到了2007年,享年98岁。

他亲眼看到了香港回归,亲眼看到了神舟飞船上天,亲眼看到了中国制造遍布全球。

历史这笔账,算得是真清楚。

哪怕你权势熏天,只要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最后也就是个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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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些真正为这个国家流过血、拼过命的人,历史会给他们一个最好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