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山西新军决死三纵队回忆录》《山西新军历史资料》《晋西事变档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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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2月，山西晋东南的冬夜寒风刺骨。在沁水县端氏镇北的山区，决死三纵队的营地里气氛异常紧张。
自从11月底晋西北传来决死二纵队遭到晋绥军进攻的消息后，整个决死三纵队就进入了高度戒备状态。
纵队长颜天明和政委戎子和连日召开会议，商讨应对之策。政治部主任董天知在各总队之间奔走，了解部队动态。
可谁也没想到，危险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潜伏在内部。那些平日里高喊抗日口号的总队长们，有些人早已暗中投靠了阎锡山。
12月下旬，一场精心策划的叛乱即将在决死三纵队内部爆发。
这场变故将让数千名抗日战士面临生死考验，也将让一支百余人的队伍开始一段不为人知的艰难历程。
【1】山西新军的建立与发展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进入了全面抗战时期。在山西这片土地上，一支特殊的抗日武装力量应运而生——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
这支队伍的建立，源于共产党与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合作。1936年10月，中央派遣薄一波前往山西开展工作，成立了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
薄一波接手并改组了原有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在短短3个月内就将牺盟会发展到20万会员。到1939年夏天，牺盟会会员已达300万人。
1937年8月1日，在薄一波的主持下，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正式成立。阎锡山同意组建这支新军，主要是因为抗战形势严峻，他需要更多的兵力来保卫山西。
薄一波提出新军必须实行政治委员制度，阎锡山权衡再三后同意了这个要求。决死队成立之初，就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政治委员成为部队的最高决策者。
决死队最初只有几个总队，每个总队相当于一个团的编制。到1937年底，决死队第七、八、九总队合编成决死第三纵队。
纵队长陈光斗和参谋长颜天明都是脱党分子，政委是积极分子戎子和，政治部主任是地下党员董天知。
虽然纵队长不是共产党员，但整个决死三纵队从一开始就处于进步力量的领导之下。
太原沦陷后，决死三纵队转移到晋南地区，后来又开辟了晋东南抗日根据地。
在行政区划上，这片区域被称为第五行政区，由原决死七总队队长王子玉担任副司令员。
在这片根据地上，陆续成立了四个保安支队和一个政卫营，后来整编为保安第九团、第十团。
与此同时，晋东南各地党组织也纷纷组织起游击队，分别被整编为游击第十团、游击第十一团和第32团。这些团在指挥关系上都纳入决死三纵队建制。
到1938年底，山西新军已经发展成为一支拥有9个旅级部队、50个团、总兵力超过5万人的强大武装力量。
决死三纵队在这个时期也得到快速发展，从最初的3个总队扩充到8个团，总兵力达到9000余人。这支队伍在协同八路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决死三纵队的战士大多是山西本地的热血青年。他们有的是学生，有的是农民，还有的是工人。
大家怀着一腔报国热血加入队伍，接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在1938年的多次战斗中，决死三纵队表现出色，多次重创日军，在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站稳了脚跟。
但是阎锡山对这支快速发展的新军始终心存疑虑。他看到决死队中共产党员越来越多，担心这支队伍早晚会完全脱离自己的控制。
国民党方面也不断给他施加压力，要求他控制新军中的共产党力量。在内外压力之下，阎锡山开始酝酿对新军采取行动。
1939年3月，阎锡山在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召开了第二战区晋绥军高级军政干部会议。这次会议成为山西新军命运的转折点。
会议上，阎锡山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新军的措施：改编山西新军，沿用旧军番号，取消政治委员制度，解除共产党员的军权，派遣自己的亲信到新军中担任联络员和观察员。
更重要的是，他在会议期间秘密制定了"讨伐"新军的作战计划。
秋林会议结束后，阎锡山开始系统地实施他的计划。他把决死三纵队的主力六个团分拆为晋绥军独立第三旅和第197旅，名义上给这些团定了新番号。
虽然因为晋东南远离阎锡山的控制中心，这些新番号并没有真正使用，但阎锡山已经完成了人事布局。
在决死三纵队内部，一些原本就是旧军官出身的总队长和团长被阎锡山逐个收买。
第七总队长张济、第八总队长孙瑞琨、第九总队长赵世玲，这三个人在秋林会议期间或会议前后，都与阎锡山的特务头子梁化之、晋绥军将领孙楚等人建立了联系。他们接受了阎锡山的收买，答应在适当时机发动叛乱。
这些叛变分子藏得很深。他们平时表现得积极进步，在会议上大谈抗日救国，甚至有人还说过"放心，我不会跟着阎锡山走的"这样的话。
正是因为伪装得太好，决死三纵队的领导层对他们缺乏足够的警惕。
虽然政委戎子和和政治部主任董天知也察觉到了一些异常迹象，但由于没有确凿证据，加上存在麻痹大意的思想，没有采取果断措施。
1939年下半年，山西的局势日益紧张。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阎锡山决定趁机对山西新军下手。
11月，他命令第6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指挥第61军、第19军等部，分南北两路向驻扎在晋西南的决死第二纵队和八路军第115师晋西独立支队发动进攻。
12月1日，阎锡山声称晋绥军要对日军占领的同蒲铁路进行破击战，命令决死第二纵队于5日进至灵石、霍县段破击。
决死第二纵队获悉了阎锡山的真实意图——这是要把他们置于日军和晋绥军的两面夹击之中，因此拒绝执行这个命令。
阎锡山立即于12月3日通电全国，诬称决死第二纵队"叛国"，随后命令晋绥军6个军的兵力向决死第二纵队发起进攻。
决死第二纵队在政治部主任韩钧等人的领导下奋起自卫反击。与此同时，阎锡山还命令晋绥军赵承绶部进攻晋西北的抗日决死队和第115师第358旅。
在晋东南，阎锡山的部署更加阴险——他派第八集团军司令孙楚到达阳城，暗中勾结日伪军，准备对决死第三纵队下手。
这就是震惊全国的"晋西事变"，又称"十二月事变"。这场事变不仅是阎锡山对山西新军的全面进攻，也是国民党顽固派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山西的具体表现。
【2】三个总队的叛变始末
12月中旬，决死三纵队的驻地笼罩在一片紧张的气氛中。晋西北决死二纵队反击晋绥军进攻的消息已经公开见报，晋东南的决死三纵队随时可能面临同样的处境。
纵队部和第八总队移防到山西沁水县端氏镇北一带。第八总队驻扎在苗沟，各大队分散在苗沟周围的村庄里。
第七总队和第九总队也分别驻扎在附近区域。表面上看，部队按照正常的防御部署展开，但暗流已经在涌动。
第八集团军司令孙楚以第三行署主任的身份到达阳城后，立即开始实施阎锡山的计划。他与决死三纵队内部的叛变分子建立了秘密联系，详细部署了叛乱行动。
孙楚曾经担任过正太护路军司令，是晋绥军的老将。第八总队长孙瑞琨的副官袁士链在军阀混战时期就是孙楚的部下，曾任少校团附。正是通过袁士链这条线，孙楚与孙瑞琨搭上了关系。
袁士链接到老上司的指示后，立即说服孙瑞琨决定叛变。孙瑞琨又亲自出马，策动了手下的三个大队长刘树茂、张德修和郭培恩。
这几个人都是旧军官出身，思想上本来就摇摆不定，在孙瑞琨的说服下很快就同意了。
第七总队长张济也是孙楚的老部下。他在接到孙楚的指示后，同样毫不犹豫地决定参加叛乱。
张济平时伪装得最好，经常在会议上表态坚决抗日，甚至获得了纵队政委戎子和和独3旅旅长颜天明的信任。
纵队领导还曾命令他率第七总队在必要时保卫独3旅旅部，完全没想到他已经成为内奸。
第九总队的情况稍有不同。总队长赵世玲升任第197旅旅长后，提拔了王寿堂担任代总队长。
这两个人都是顽固派旧军官，早就对决死队的政治工作体系不满。在阎锡山的策动下，他们也加入了叛乱的行列。
12月22日下午，叛变的前兆已经开始显现。第八总队三大队大队长张德修以检查"年终点验"准备情况为名，召集八、九中队的干部开会。
会后，八中队长李志刚向七中队长戴海长透露了张德修最近加紧策划叛变的活动情况。
戴海长和指导员任建邦立即以两人的名义给纵队政治部主任董天知写信，详细报告了张德修的情况，建议立即将张德修扣押。
信由通讯员马来富连夜送到距离七中队20华里的纵队部。但董天知在收到信后，只是回信指示："在没有接到纵队命令前，千万不得盲动。"
这个谨慎的决定让七中队失去了先发制人的机会。如果当时果断逮捕张德修，虽然不一定能阻止整个八总队的叛变，但至少可以保存三大队的大部分实力。
12月23日上午，孙瑞琨突然下令，要求第八总队所有干部到总队部开会。这个命令来得很突然，但当时的形势紧张，干部们也没有多想。
当总队政治处主任陈士平带领64名政工干部和进步军官赶到会场时，发现气氛不对——总队部周围埋伏着大量武装士兵。
会场的门突然关闭，孙瑞琨撕下了伪装的面具，宣布这些人全部被逮捕。刀斧手一拥而上，64名干部被捆绑起来。
他们中有政治处主任、指导员、政工干事，都是决死队的骨干力量。这些人随后被押往孙楚的司令部驻地。
在押送途中，孙瑞琨下令将总队政治处主任陈士平等8人就地杀害。其余50多人被送到孙楚那里关押。孙瑞琨的叛变非常突然，第八总队的基层官兵根本来不及反应。
大部分战士稀里糊涂地就被裹挟到叛军一方，少数反应过来的人试图反抗，但在总队部武装力量的压制下无法成功。
第八总队的叛变拉开了决死三纵队内部叛乱的序幕。孙瑞琨为了掩盖罪行，事后改名为孙玉玺，妄图逃脱制裁。
但新中国成立后，他还是被有关部门逮捕，和昔日同伙袁士链一起被处以极刑。
12月25日，第九总队长赵世玲和代总队长王寿堂也发动了叛乱。赵世玲作为第197旅旅长，利用职务之便控制了旅部。
他们逮捕了一向与他们斗争坚决的政工干部杨凤阁等人，其余的政工干部大多在混乱中逃脱。第九总队也被叛军控制。
12月26日，形势进一步恶化。这一天，第七总队长张济趁着旅长颜天明、政治部主任董天知外出开会的机会，在翼城县发动了叛乱。
张济采用了和孙瑞琨同样的手法——以开会为名诱捕干部。他通知第七总队所有政工干部和进步军官到总队部开会。
当总队政治处主任郭鸿璜等人到达会场时，同样遭到了突然袭击。张济的刀斧手在会场设下埋伏，将到会的干部全部逮捕。
这次被捕的有24人，包括总队政治处主任郭鸿璜、第一大队长卢正维、第二大队指导员王恩俊、第三大队指导员何希圣等。
更不幸的是，第197旅政治部主任张凤阁和第九总队政治处主任郝廷珖因为第九总队叛变而跑到第七总队避难，结果也被张济抓住。
还有浮山县抗日县长武之诚、阳城牺盟特派员江涛等地方干部，也在这次叛乱中被捕。
张济控制了独3旅旅部后，立即将这些被捕干部移交给孙楚。这些干部随后被关押在孙楚的司令部驻地。
张济因为叛变有功，被阎锡山提拔为第207旅旅长。为了逃避将来的制裁，他改名为张仲舟。1949年太原战役中，张济侥幸乘飞机逃往台湾。
短短几天时间，决死三纵队的三个总队——第七、八、九总队全部叛变。这三个总队原本是决死三纵队的主力，总兵力超过3000人。
叛变导致决死三纵队损失了一个纵队司令部、一个旅部、3个团、1个营，共计4000余人，各种军事物资损失更是无法计算。
与此同时，其他几个团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保安第十团团长卢有年阴谋串通第一营营长李广兴等顽固派军官发动叛乱，但阴谋败露后只带走了一个连就落荒而逃。
游击第十一团前身是1938年春旧军官李其昌组织的游击二支队，后来团长换成了进步旧军官刘修堂，但到十二月事变前，该团因对日、顽作战减员，已被缩编为两个营共1000余人。
在晋东南地区，国民党第四十七军军长李家钰也参与了这次反共行动。
12月18日，李家钰在晋城城内秘密策划，同时袭击晋城抗日县政府和决死三纵队独立第三营驻地，逮捕抗日干部100余人。
在突围战斗中，教育科长黄崇武、公安局长宋镜溪等16人牺牲，决三营和公安局的400余支枪被缴获。晋城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由阳城经晋城东沟、高平宰李、陵川禺居到长治、武乡的这条连接党中央与八路军总部的地下交通线也被破坏。
晋城、高平、阳城、陵川、沁水5个县的抗日政府、牺盟会、各救会全部被摧毁，大批基层党组织遭到破坏。
1940年1月4日凌晨，悲剧再次发生。国民党晋城党部得到告密，第四十七军第523团和已经叛变的孙瑞琨第八总队兵分两路包围了土岭村。
当时聚集在土岭及附近地区的晋、沁、阳三县军政民干部共约800人。决死三营只有两个排的兵力在村里，根本无法抵挡敌人的围攻。
在仓促应战中，牺盟会秘书苗蓬在突围中重伤牺牲，十多人战死，83人被俘。这就是"土岭事件"。这次事件让晋东南地区的抗日力量遭受重大损失。
在这场叛乱中，只有一个团成建制地保存下来——游击第十团。这个团的团长是雷震，由于雷震的机警和果断，游击十团成为决死三纵队的六个团中唯一一个成建制归队未受损失的团。
雷震接到决死二纵队反击晋绥军的消息后，立即提高警惕，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当叛乱发生时，游击十团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及时突围转移，最终安全到达根据地。
1940年农历五月初一，日军进攻晋城一带。第八集团军司令孙楚率部撤退前，在阳城县岩山村秋川河滩制造了一起惨绝人寰的屠杀。他把此前逮捕的决死三纵队24名党员领导干部全部活埋。
这24人中包括第197旅政治部主任张凤阁、第七总队政治处主任郭鸿璜、第九总队政治处主任郝廷珖、浮山县抗日县长武之诚、阳城牺盟特派员江涛、第七总队第一大队长卢正维、第七总队第二大队指导员王恩俊、第七总队第三大队指导员何希圣、第七总队政治处组织干事王贵廷等。
这些人都是决死三纵队和地方抗日组织的骨干力量，他们的牺牲给抗日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
孙楚这个双手沾满抗日志士鲜血的刽子手，在抗战期间一直与日伪勾结，破坏抗日统一战线。他的罪行罄竹难书，成为山西人民永远不能忘记的历史罪人。
十二月事变给决死三纵队造成了空前的重创。在短短半个月时间里，这支拥有9000人的抗日劲旅损失了将近一半的兵力。
三个主力总队全部叛变，数百名优秀干部被杀害或被俘，大量武器装备落入敌手，抗日根据地被严重破坏。
【3】危机中的抉择与转移
十二月事变的消息在晋东南迅速传开，整个抗日根据地陷入了极度混乱之中。
决死三纵队的残部开始向根据地深处转移。纵队长颜天明和政委戎子和紧急召集未被叛军控制的部队会合，商讨对策。
政治部主任董天知虽然在第七总队叛变时侥幸逃脱，但他内心充满了自责——如果当初采纳了戴海长的建议，果断逮捕张德修，或许第八总队的部分力量可以保存下来。
在八路军的支援下，决死三纵队开始实施反击。八路军第129师派出部队协助决死队突围，与晋绥军展开了激烈战斗。经过艰苦作战，决死队的部分力量成功撤出了晋绥军的包围圈。
但战斗的代价是巨大的。除了三个总队叛变造成的损失外，在与晋绥军和日伪军的战斗中，决死三纵队又有部分兵力被消灭或打散。
保安第九团和保安第十团在战斗中损失惨重，只剩下部分残部。游击第十一团的团部也在战斗中被打散，只有部分营连保存了下来。
到1940年初，决死三纵队的建制已经支离破碎。原本的8个团，现在只剩下游击第十团是完整的，其他各团要么叛变，要么损失过半。
整个纵队的兵力从9000人锐减到3000人左右，战斗力大幅下降。
中央对山西局势高度重视。早在1939年5月，中央就向华北各区党委和八路军总部发出指示，指出阎锡山可能转向反共，山西新旧派的斗争可能加剧，要求各部队准备应付可能受到的部分打击与限制，同时要维持山西各派力量的团结。
十二月事变爆发后，中央采取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妥善处理这次事变。
一方面，坚决打击阎锡山的反共阴谋，支持山西新军的正当自卫；另一方面，仍然争取阎锡山继续留在抗日阵营，维护统一战线关系。
在八路军的帮助和保护下，决死三纵队的残部陆续向壶关、平顺一带集结。
这两个县位于太行山深处，是抗日根据地的腹地，相对安全。纵队领导开始着手整顿部队，清查叛变分子，稳定军心。
但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些分散在各地的小股部队和人员下落不明。
有的在战斗中失散，有的被叛军包围后突围逃脱，有的则躲藏在山区等待时机。这些失散人员的命运如何，能否重返队伍，成为纵队领导关心的问题。
特别是在翼城县执行任务的一些小分队，他们在第七总队叛变时正好不在总队驻地，因此没有被叛军控制。
但这些小分队远离主力，处境非常危险。他们既要躲避叛军的搜捕，又要防范日伪军的围剿，还要想办法与主力取得联系。
在这些失散的小分队中，有一支由中队长带领的百余人队伍格外引人注目。
这支队伍在第七总队叛变前就察觉到了异常情况，及时撤离了驻地。但他们撤离后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往哪里去？如何生存？怎样才能重返部队？
这支队伍的命运，成为十二月事变中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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