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年曾希圣因主推责任田被免，邓小平打抱不平：能抓老鼠就是好猫
原标题：62年曾希圣因主推责任田被免，邓小平打抱不平：能抓老鼠就是好猫
1968年7月22日清晨，合肥军区总医院的病房里弥漫着药味，一位实习护士悄声感叹：“这么硬朗的人，说倒下就倒下。”病床上的曾希圣高烧不退，迷迷糊糊地还在念叨“淮河”“分田”。谁也没想到，两个月后他便与世长辞，身后是未竟的农业构想与一堆“左倾”指责。
回放到十年前，人们对这位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印象却截然不同。1958年冬，他戴着棉帽蹲在阜阳堤坝边，用手拨开淤泥，盯着浑浊的水流嘀咕：“水不驯服，田哪能富？”治淮河、修干渠、扩灌区，一桩桩硬仗让这个“情报出身”的干部一下子成了地头蛇。短短三年，安徽主干渠道延伸上千公里，为后面的农业自救奠定底子。
了解曾希圣的人都晓得，他早在1930年就干过绝密活儿。破译电报近千封，把蒋介石多次调兵日程送到毛泽东案头。那会儿，红军打仗像是在夜里摸路，而他手里的密码本就是一盏灯。也难怪长征后毛泽东称他“背着灯笼的人”，足见信任。
然而，密码天赋并不能直接换来粮食。1960年，安徽遭遇旱涝夹击，产量跳水。部分县一天只能分二两米，逃荒大军顺着津浦线往北窜。面对触目惊心的白粥配野菜，曾希圣意识到：再不让农民自己动手，饭碗就会碎得彻底。
1961年春节刚过，他在合肥召开地县负责人碰头会，直言不讳：“集体田像一个大桶，敲的人多，补的人少，能不能分口小瓢？”一句话点醒一片赞同声，但也有人担心：“中央提倡三级所有，包到户恐怕不好听。”曾希圣摆手：“老百姓吃得饱，帽子我来戴。”
先试点，后铺开。2月下旬，肥东县石塘公社划出三十六块责任田，谁家种谁家收，超额部分自留。当年小麦亩产翻番，队部仓库第一次被塞得满满当当。农民把自家箩筐扣在仓门口，嚷着“怕老鼠啃”，喜悦写在脸上。
到了3月，广州召开的农业工作座谈会气氛紧张。有人发言把责任田斥为“单干回潮”。曾希圣摁着桌角，一字一句汇报试点数据：亩产、入库、副业收入，一项没躲。毛泽东听得仔细，却未作表态。会后，他仍按原计划写信、打电报，硬是把材料送到北京。
7月14日傍晚，毛泽东专列途经蚌埠站。车门刚开，满头大汗的曾希圣递上三份“实打实”的收成统计。主席看了会儿，说了句：“群众不反对，就让他们干。”短短十四字让安徽干部吃了颗定心丸，责任田随即扩至九十七个县。
那一年秋粮报表令人咂舌：全省总产九百一十万吨，比灾荒之年多出约三百五十万吨。阜阳、宿县两地甚至调粮支援江苏北部。田间地头的“乞丐省”帽子终于甩进淮河。而与此同时，一些外省刊物连篇累牍批判“包产包干是复辟资本主义”。
中央内部争议随之升级。1962年3月北京一次高层会议上，负责农业的同志直截了当提出“立即收回安徽做法”。不久，曾希圣被撤去省委第一书记职务，调往一个不痛不痒的机构当副部长。离开合肥那天，他站在车窗前，望着刚返青的麦苗，手指狠狠掐了一下车门皮套，没有说话。
同年6月，邓小平主持座谈讨论农村政策，有人趁机再批“责任田”。邓小平把烟头摁进烟灰缸，慢悠悠地道：“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产量在哪儿？肚皮在说话。”短短一句，替曾希圣拉回一些公允。
遗憾的是，政治风向并未就此扭转。七千人大会后，安徽所有试点被叫停，粮田重新并大块入社。曾希圣只能在北京宿舍里翻阅自己留存的试点日记，每页密密麻麻的数字让他既欣慰又苦涩。
1968年夏天，他身陷运动风潮的漩涡，被要求天天写检讨。高烧三十九度，仍坚持伏案，多次昏倒。9月20日晚，心脏停止跳动，终年五十七岁。骨灰送往八宝山，没有公开追悼，不少熟人连花圈都未能递上。
十年后，1978年的皖北再遇大旱。省委负责人万里同干部座谈时提议“分田包干到户”，现场有人提醒“当年教训”。万里却笑道：“干旱不等人，咱得先保命。”方案报到北京，邓小平批示“可以试”，安徽再一次走上分田路。
到1982年底，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九成以上农村随即落锚定向。许多学者追溯源头时，发现安徽早期档案里那串显眼的名字：曾希圣。1978年7月18日，中共中央为他正式平反，补办追悼会。挽联寥寥八字——“破译电文护长征，分田试策惠百姓”——概括了他的全部事业。
历史没有如果，但有回声。责任田从争议到定论，走了整整二十年。期间无数人的饥饿、焦虑、坚持与牺牲，被尘埃掩埋，也被后人记起。曾希圣未能亲眼看到全面推开的责任制，却用短暂的生命划出一道分水岭：让土地重新回到农民手里，让谷粒重新装满粮仓。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