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上海人代会会场内，正在选举副市长，候选人之一是出身显赫的民族资本家荣毅仁。
而为他“拉票”的，竟然是威震沙场、深得民心的陈毅元帅，这一安排，不仅让不少代表感到意外，也在当时的社会舆论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一决定并非地方拍板，而是毛主席亲自点将、亲自定调。
为什么偏偏是荣毅仁？为什么要让陈毅出面？这一安排，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政治考量与历史深意？
1949年春天的上海，解放军已逼近城外，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街头巷尾的议论声一天比一天急。
对上海的工商界来说，这种紧张更为具体而现实，银行里的存款能不能取出来，工厂还能不能继续生产，家族的产业是走是留，几乎每天都要重新权衡。
荣毅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反复做着同一个选择题。
荣家早已为最坏的结果做好了准备，亲友陆续南下、出海，行李一箱箱运走，只要他点头，随时可以离开。
可荣毅仁始终迟疑，他不是不害怕，而是不甘心，几十年打拼下来的企业、工厂和工人，早已和这座城市连在一起。
更重要的是，他对即将到来的新政权，既陌生，又无法完全相信外界的传言。
上海解放前夕，解放军进城的消息传遍全城，荣毅仁原以为，会看到兵荒马乱、军纪松散的景象，甚至已经做好了应付“非常情况”的心理准备。
可第二天清晨，他开车出门时，却看到宽阔的马路上，一排排解放军战士席地而卧。
没有进屋，没有扰民，枪支整齐地靠在身旁，背包当枕头，披着大衣就睡在街头。
商铺门前、马路牙子旁，甚至有些地方还刻意给行人留出了通道。
这一幕，对荣毅仁的冲击是实实在在的，他见过太多军队进城的场面，也深知“兵进城，百姓遭殃”几乎是旧时代的定律。
可眼前这些年轻的士兵，却用最笨、也最直接的方式，给了他一个无法回避的对比。
后来他才知道，这是陈毅在战前就立下的铁规矩，市区不使用重武器，部队不得进入民宅。
荣毅仁站在车里看了很久，心里那根绷紧的弦，悄然松动了一些，他第一次真切地意识到，这支军队，也许真的和过去的不一样。
上海解放之后，城市很快恢复了秩序，陈毅出任市长的消息传来，工商界的反应同样复杂。
有人期待，有人观望，也有人暗暗担心清算和冲击，就在这时候，荣毅仁接到了参加工商界座谈会的邀请。
那次会面，陈毅一身布衣，言辞坦率，没有居高临下的训示，更多的是解释政策、安抚情绪。
他反复强调一句话：尽快恢复生产，有困难可以商量，人民政府不会亏待人。
正是在这一前一后的对照中，荣毅仁做出了决定，他没有立刻表态拥护什么，也没有急于表现忠诚，只是选择留下来，继续把工厂开下去。
上海解放后的那段日子，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城市秩序恢复得很快，可在人心深处，新旧更替带来的不安并没有消散。
尤其是在工商界，很多人虽然选择暂时留下，却始终处在观望状态。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荣毅仁托人带出了一句话：想请陈毅到家里吃顿便饭。
这个邀请很快在上海市委内部引发了不小的讨论，资本家请市长吃饭，在旧社会司空见惯，可在新政权刚刚站稳脚跟的当口，这顿饭却显得格外敏感。
会议气氛一度紧张，反对的意见并非没有道理，毕竟新政权立足未稳，干部作风和纪律问题格外受关注。
可也有人提出，如果连这样一次正常的私人接触都回避，那所谓的统战工作，又该如何真正落到实处？
争论最终集中到了陈毅面前，陈毅听完大家的发言，笑了笑，说了一句让人印象极深的话：“难道吃了这顿饭，就会丧失政治立场？”
语气不重，却掷地有声，他随即表明态度，这顿饭，他去，而且要带头去。
几天后，宴请如约而至。地点在荣家花园里，陈毅与潘汉年等人一同前来，身边还带着各自的夫人。
荣毅仁明显有些拘谨，他早年见过各色人物，却很少以这样的身份，邀请一位掌握城市命运的共产党高级领导到家中做客。
可陈毅的态度，却让他逐渐放松下来，没有居高临下的寒暄，也没有刻意的试探，只是随意地聊家常、聊上海、聊工厂。
席间，陈毅一句玩笑话，成了这次会面的注脚：“你不要怕共产党，我们还要交朋友呢。”
一句话把场上的紧张气氛一下子化开了，荣毅仁听后，只是连连点头，脸上露出难得的笑意。
在这几个小时里，陈毅耐心询问企业的生产情况、原料来源、工人安置等实际问题。
荣毅仁也没有刻意表态，只是把心里积压已久的疑问一一说出来，哪些政策让人安心，哪些地方仍有顾虑，哪些现实困难最为迫切，他讲得很坦率。
正是这种坦率，让双方逐渐建立起最初的信任，饭后，双方并没有急着结束交流。
潘汉年因为住得近，后来又多次登门，与荣毅仁保持沟通，了解工商界的真实想法。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接触，为后来成立工商联、推进公私合营，悄然铺垫了基础。
而那顿发生在花园里的便饭，也在无形中，成为上海统战工作迈出的关键一步。
真正让荣毅仁心中那份长期悬着的不安，开始一点点落地的，是他与毛主席之间的直接接触。
1950年，荣毅仁第一次进京，中南海的那次宴会，是他第一次近距离面对毛主席。
当潘汉年介绍荣毅仁时，毛主席主动上前握手，第一句话就让荣毅仁心头一震：“荣先生，你是大资本家呀。”
紧接着，周恩来在一旁补了一句：“他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少壮派。”
这一唱一和，让原本紧绷的气氛顿时松动下来，荣毅仁下意识地连声谦让，可毛主席却只是笑着说：“你来了，很好。”
短短四个字，没有承诺，却释放出清晰的信号：你是被欢迎的。
真正的触动，发生在随后的几次谈话中。
1956年前后，在一次会议上，荣毅仁提出了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能不能从对抗性的，转化为非对抗性的？
这个问题一出口，会场里一片安静，很多人替他捏了一把汗，担心这话说得太“出格”。
可毛主席听完，却笑了起来，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这个人，倒蛮会用脑子、提问题的。”
随后，他并没有当场下结论，而是在之后的多次讲话和谈话中，逐步阐明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判断。
这种回应方式，让荣毅仁感受到一种难得的尊重，问题被认真对待，而不是被简单压下。
毛主席的耐心，还体现在行动上，1956年初，他到上海视察，专门提出要去申新九厂看看。
那天，毛主席一下车，没有寒暄，直接进了车间，详细询问生产情况、工人生活，一站就是很久。
在往后的岁月里，毛主席多次到上海，却只视察过这一家公私合营工厂。
这个细节，在荣毅仁心中，分量极重，它意味着，自己并非被当作一个“被改造对象”来审视，而是被视为可以合作、可以托付的力量。
正是在一次次这样的接触中，荣毅仁逐渐明白，毛主席并不急于给资本家贴标签，而是更关心这些人，能不能、愿不愿意，为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力。
这种耐心，最终让荣毅仁放下了心理防线，他开始更加主动地参与各类工作，也逐渐在工商界中，扮演起沟通与示范的角色。
1957年初的上海，人代会的筹备按部就班，名单、议程、流程都在有序推进。
就在会议召开前夕，毛主席点名，要把荣毅仁推到上海市副市长的位置上。
这个决定，并非临时起意，就在此前不久，毛主席在北京专门把陈毅叫到身边，谈的不是战备，也不是外交，而是上海的统战格局。
毛主席说得很直接：荣家是民族资本家的代表，影响大、分量重，把企业全部拿出来同国家合营，在国内外都起了作用。
怎样把合营企业办好，上海要走在前头，而让荣毅仁参与市政府领导，“现在就很有必要”。
毛主席没有犹豫，直接点了陈毅的名字：“你去上海，给荣毅仁拉拉票。”
陈毅是刚刚离开上海、威望仍在的前市长，是解放上海、治理上海的象征性人物。
他亲自出面，意味着这是中央明确支持、公开背书的安排，陈毅接到任务，没有多问一句，立刻启程南下。
在上海市人代会正式召开前，陈毅专门参加了一次党员大会。
那天，他一开口便直截了当：“同志们，我这次匆匆赶回来，是毛主席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我和大家商量一件事，请大家投荣毅仁一票，让他当上海市副市长。”
随即，他把毛主席的原话，一字一句地传达下来，从荣家在民族资本中的地位，说到荣毅仁在公私合营中的态度，再到这一安排对上海、对全国所具有的示范意义。
为了让大家真正理解，他又讲起了一个细节鲜活的故事，一次，一位法国大资本家来华访问，点名要和荣毅仁用英语单独交谈。
谈话中，对方问荣毅仁，在共产党政权下生活得怎么样，荣毅仁回答得很平静，生活没有变差，反而更有安全感，也更想为国家多做点事。
那位法国人听后，由衷感叹，如果法国共产党也能做到这一点，他愿意第一个支持。
故事讲到这里，陈毅停了一下，环视全场，笑着问：“这样的人，当不当得起一个副市长？”
会场里先是响起零星的掌声，很快，掌声连成一片。
几天后，人代会正式召开，表决结果公布时，荣毅仁当选上海市副市长。
这一任命，向整个工商界释放了一个极为明确的信号，新中国并不是要把民族资本一概排除在外，而是要把那些愿意与国家同行、与人民站在一起的人，真正吸纳进来。
更重要的是，这张被点名的选票，标志着统战工作从“团结、安抚”，迈入了“参与、共治”的新阶段。
资本不再只是被改造的对象，也可以成为治理的一部分，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这是一种罕见的胸襟，也是一种极具前瞻性的布局。
多年以后再回看1957年的那场选举，人们或许更容易看到它的象征意义，但在当年，这一切并不宏大，也不喧哗，只是通过陈毅的一次南下、一场讲话、一张选票，悄然完成了一次时代层面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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