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初春，北京东四一间不大的审判庭里，一场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解刚刚达成。敲下最后一记法槌的姑娘叫陈春梅，彼时她三十四岁。老原告捂着手心里的调解书，小声感叹：“还是懂农事的人办事熨帖。”没人想到，这位年轻副院长的祖父，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站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的陈永贵。
向前推回二十六年，1992年9月，山西太原火车站人流汹涌。背着帆布书包的陈春梅第一次离家求学。火车发动时，父亲陈明亮塞给她一本《宪法》。父亲只嘱咐了一句：“家里没什么值钱物件，这本书能护你一生。”那一刻她不明白，直到课堂上读到“发展农业生产”条款，祖父在国务院会议室里执拗地讲着梯田和当家畜力的身影突然闯入脑海，记忆里的窑洞、汗水、口音全都活了。
时间再往前翻到1986年3月26日，北京八宝山。十二岁的陈春梅用双手举着祖父遗像，宽大的黑布袖口几乎盖到手背。哀乐声压得人喘不过气，她抬头看照片中那条白毛巾，心里只蹦出一句童年绕口令：锄头底下出黄金。昔日大寨窑洞门口粗砺的掌心轻轻落在小脑袋上的动作，此后成了她迎难而上的暗号。
陈永贵为何能在1964年12月被周恩来总理点名？许多档案已公开：1963年的那场洪水冲毁大寨，却冲不垮一个庄稼汉的韧劲。三天三夜没合眼、脚底被碎石划得血肉横飞，这些细节后来被新华社记者写进内参。也正因为此，大寨亩产704斤的数字越过层层汇报表，最后摆上了党中央的案头。一纸任命，把陈永贵推向副总理的高位，也把“自力更生”四个字钉进共和国的农业史册。
1978年，关于“大寨经验”的争论像一阵风卷过全国。陈永贵卸任时说过一句话：“我还是那个种庄稼的人。”这句话家里人都记得。八十年代，他带着一家人悄悄在北京落了户口，却坚持不给子女谋一官半职。陈春梅的伯父陈明珠、二伯陈明善、姑姑陈明花几十年都在县城普通岗位上熬资历，只因那条祖训——靠自己的手吃饭。
法学之路并不轻松。陈春梅在山西大学读本科时，身边同学看球、逛街，她钻进档案馆翻阅1949—1956年的土地改革文件。老师笑她“年轻却有旧纸堆情结”。她回答得直白：“想搞清楚祖父当年在想什么。”这种执着延续到2008年博士论文《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的宪法学审视》。论文递交评审时，有位专家提问：“为什么绕不开大寨？”陈春梅答：“那是一个中国农村最真诚的自我改造样本。”
进入最高人民法院后，她承担涉农司法解释起草。办公室里常见一幅草图：梯田剖面图配合土地权属流程箭头。有同事取笑她“像搞农业工程”。陈春梅摆手：“农村纠纷如果只盯条文，不看地形、水源、家族习惯，纸面方案落不了地。”一句半玩笑，道出了她研究的核心——让法律与泥土黏在一起。
2015年夏，她赴吕梁调研时遇上一位84岁的老支书。老人指着山腰残存的梯田告诉她：“当年学大寨留下的，现在成了景点。”陈春梅默默拍照，回京后把“尊重历史形成的土地利用习惯”八个字写进《关于农村土地流转纠纷案件的指导意见》。文件发布那天，几名年轻法官疑惑“这八个字意义在哪”，她只摇头笑笑：“多年后你们会明白。”
家训仍旧朴素。陈瑞丰、陈瑞华兄弟假期被父亲拉去农场拔草，汗流浃背时会抱怨。陈明亮一句“永贵不怕苦你怕？”堵得兄弟俩说不出话。多年后，陈瑞华放弃国企回乡搞生态农业，连他自己都承认：“小时候那点泥巴味儿，把我拉了回去。”
值得一提，陈春梅是家里唯一公开回顾祖父的一代。2013年《我的爷爷陈永贵》面世，首印不到两万册，却收到了几百封手写信。有位大寨女民兵写道：“年轻人批评那段历史没错，可也别忘了洪水里那双满是泥的脚。”这些文字，她一封一封整理，夹在祖父老旧公文包里。
2020年冬，陈春梅带学生重访大寨。海拔不高的山谷里，梯田新铺了游步道，游客端着相机找角度。她没有多言，只抚摸墓前青松。同行学生感叹祖父功过，陈春梅轻声回了句：“历史的笔有粗有细，关键在人怎样握。”那棵树在寒风里沙沙作响，像是回应，又像在沉默。
回到北京，她继续审理基层案件，继续把乡土中国的经验塞进法条缝隙。有人评价她“学者气重，务实味浓”，也有人说她“身上有点老大寨人的犟脾气”。无论怎样评价，这种将学问落在黄土上的执拗，与当年肩挑背扛修梯田的陈永贵，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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