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仲夏，昆明的滇池湖面波光粼粼，一架军用专机降落在巫家坝机场。机门打开，六十四岁的刘志坚走下舷梯，他并没有多作停留，而是直奔军区大院。身着老旧将军服的他一路稳步前行，绝少寒暄，仿佛肩头压着千钧重担。就在前一晚，邓小平把他叫到家里，三句话掷地有声：“管好部队，不搞派性，让军内外脱钩。”刘志坚记得清清楚楚。
从中原到春城，刘志坚的这次履新并非偶然。七年前，他曾深陷逆境，被迫离岗。那段日子里，他每日守着一盏昏黄的灯读马列、忆战友。1974年9月，周总理在讨论国庆招待会名单时，突然加上一句“再把刘志坚同志算上”，此举意味着“解封”的开始。第二天晚上，北京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刘志坚端着酒杯与老战友们碰杯，大家会心一笑：老刘回来了。
复出之后不到半年，他先被派任军事科学院政委。熟识他的人都明白，这位从百团大战、辽沈决战一路走来的老军人，做事向来有股子倔劲儿。为了弄清楚学院底细，他在院里转了整整两个月，连学员食堂的包子味道都尝了个遍。就在工作渐上轨道时，调令陡然飞来——赴滇，担任昆明军区第一政委。
对许多将领来说，这里意味着棘手。十年动荡尚未散去，云贵川边区派性林立，部队情绪浮动。刘志坚背起行囊便走，身边人纳闷，他只是摇头：“命令就是命令。”
到昆明的第一件事，就是与老搭档王必成见面。两人当年在华东野战军5纵并肩攻打皖南，如今再聚首，仍是默契十足。刘志坚开门见山：“邓公交代了三句话，我们得一条一条落到实处。”王必成点头：“好，我们先摸清底，再开刀。”短短几句，便敲定方向。
接下来的一个月，他们顶着初秋酷热，跑遍了滇、黔、桂、藏边防线。团营干部里存着顾虑：谁听谁的？谁管谁？刘志坚在某师会议室里拍板：“军人只有一个派，叫战斗队；只有一张脸，叫中国人民子弟兵。”这句并不复杂的话，在当时却像一剂清醒剂。随后，一份针对派性、编制、战备的《八条意见》由军区出台，事无巨细，落实到每个团、每门连队火炮。
这股奋发并非偶得。追根溯源，刘志坚早在情报战线就表现出“零起点也要干出样子”的劲头。1949年，他和李克农一起从前线被抽到中央军委情报部。面对一屋子从战壕里走出来却对国际形势一知半解的青年军官，他掏心窝子讲道理：“情报工作不打冲锋，却关乎千军万马的生死。”说者真诚，听者动容，新组建的武官队伍很快覆盖二十余国，成为新中国与外军沟通的桥梁。
朝鲜战争爆发后，他让人连夜汇总战况、空情、物资流向，凌晨三点亲自叩门把情报递给总参。周副主席接过电文的那一眼，成为刘志坚终身难忘的场景。也正是这股敬业精神，奠定了他后来在总政、总政宣传部的一连串调任。
转回昆明军区后，他与王必成一手抓整顿、一手抓备战。机关先改作风：文件缩至一纸，会议压缩时长，部长级干部下连当兵。滇西前线的高原演习场上，刘志坚头戴草帽，挽起袖子和战士一起构筑工事。参谋长悄悄劝他歇歇，他却笑：“躺下了，心更累。”
1976年9月9日，京城传来噩耗。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像一枚巨石砸在每个人心口。昆明军区一度情绪低落，一些人却趁机鼓噪。刘志坚当天深夜主持常委会，宣布三条纪律：值班不乱、哨位不空、枪口永向外。次月6日，中央“打招呼”会定调粉碎“四人帮”，他和王必成连夜向基层传达，稳定了西南大后方。
转眼进入八十年代，全军进行百万大裁军。刘志坚主动请缨，把位置让给更年轻的同事，调任解放军政治学院。他并非客套，确实觉得“人过花甲，理应扶梯让贤”。到任后，他盯上课堂：教员照本宣科，他就坐在后排记下问题；课一完立刻请教师生座谈，以案例教学代替填鸭式灌输。三年后，学院学员毕业考核通过率大幅提高，多人走上集团军机关和旅团主官岗位。
有人问他，中将奖章都佩戴三十年了，为何还这么拼？他总摆手：“勋章是过去时，国家前途是进行时。”这句话后来也常在军中流传。
1998年，刘志坚离休。告别仪式上，他只说一句：“若有令，再披挂。”此后，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撰写回忆录、整理战史。厚厚的手稿里，既有雪山草地的艰险，也有他在昆明军区推行“去派性、抓备战”的思考。2006年3月11日，这位老将军在北京安然长眠，享年九十五岁。
今天回望，他带到昆明的那“邓公三道密令”，简短却有力——管好部队、不搞派性、与地方脱钩——恰似旱地甘霖，浇开了那段激荡岁月里最需要的清醒与果敢。刘志坚和王必成联手，以实际行动守住了西南国门，也为全军端正风气树立了范本。历史无声，却从不会忘记那些在关键时刻勇敢站出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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