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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下三十度的冰河，脚骨碎了两天就回剧组，你以为这样的狠人的人生就能一帆风顺？不，生活从来不会因为你拼命就给你体面结局。
翟乃社——那个连冷水都不怕的老戏骨，死后，亲生女儿和前妻在法庭上撕成一团。
房产成了亲情的试金石。很多人只记得他在《水浒传》的高光时刻。
可谁还记得，他刚工作时不过是个满身机油的修车小伙？
翟乃社的故事里，既有他的幸运，也有他的遗憾。更有一丝让人说不清道不明的人生常态。
其实，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演员出身。大多带着一股“命里有时终须有”的宿命感。那个时候，普通人想要成为演员，几乎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翟乃社就是那个时代的幸运儿。可为什么到了晚年命运会给他开如此大的玩笑？
上世纪70年代的青岛，年轻时的翟乃社和“大明星”这三个字不仅沾不上边，甚至可以说是处在两个平行宇宙。
那时候他身上最常闻到的不是片场的盒饭味，而是崂山交通队修车厂里的机油味。作为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汽车修理工，他那双手是用来拧扳手、拆轮胎的，手里端着的是当年人人羡慕的“铁饭碗”。
不出意外的话，他这辈子就会在车间里从“小翟”熬成“老翟”，最后作为一个受人尊敬的技术大拿光荣退休。
但命运这东西，有时候真的不讲道理。1977年，导演鲁韧到青岛选角，在那个还没有整容和修图的年代，满身油污却长着一张棱角分明“硬汉脸”的翟乃社，就像是一块埋在煤堆里的金子，一下就把导演的眼睛给晃了。
也就是导演的那一句话，21岁的翟乃社扔掉了扳手，走进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大门。
这不仅是职业的转换，更像是一次基因突变。从没学过表演的他，为了补上这巨大的差距，拿出了比修车时修更狠的劲头。
这种“狠”，后来成了他演艺生涯的注脚，甚至也是摧毁他健康的伏笔。
圈子里的人都知道翟乃社是个“戏疯子”。为了拍《冰河死亡线》，零下三十度的极寒天气，河水里全是冰碴子，他愣是拒绝了导演找替身的建议，坚持要自己跳下去。
在那个连保暖措施都简陋的年代，他在冰水里一泡就是一个多小时，上来的时候整个人几乎都被冻得失去了知觉，成了一尊人形冰雕。
拍动作戏伤筋动骨更是家常便饭。在拍摄《密探》时，他的脚遭遇粉碎性骨折。
俗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可他为了不耽误整个剧组的进度，在这个不管是走路还是站立都需要骨骼支撑的时候，仅仅在医院躺了两天，打着厚厚的石膏就让人把自己抬回了片场。
这种不要命的拼法，换来的是荣誉的井喷。他是《屠城血证》里的爱国志士展涛，光芒甚至盖过了同台的陈道明。
他还是好莱坞大导演斯皮尔伯格点名邀请出演《太阳帝国》的中国演员。那句操着上海口音的“杉杉西服，不要太潇洒”广告词，更是成了那个时代街头巷尾的流行语。
可是，他的事业有多红火，他的家庭生活就有多破碎。第一段婚姻里，作为妻子的李珊，是一名剪辑师，本来大家都是圈内人，应该互相理解。
但理解是一回事，生活是另一回事。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翟乃社有三百多天在剧组，偶尔回趟家，还没等板凳坐热，电话一响又走了。
女儿翟一凡在他的生命里，更像是一个必须要完成的“任务”，而不是需要陪伴成长的亲人。在女儿的记忆里，父亲这个词约等于“缺席”和“陌生人”。
当李珊最终忍受不了这种丧偶式婚姻提出离婚时，翟一凡判给了母亲，那条血缘纽带也就此开始变得像快断的风筝线一样脆弱。
到了2002年，已经离异带个女儿的王丽波走进了翟乃社的生活。两个同样受过婚姻伤痛的人，本来是想抱团取暖好好过日子的。
还在上海松江区合资买了一套房子，想着作为共度余生的港湾。王丽波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哪怕翟乃社依然改不了“拼命三郎”的习惯，她也尽量包容。可再深的感情也经不起长年累月的聚少离多。
这段婚姻在维持了不到八年后，还是在2009年前后画上了句号。两人签了离婚协议，约定那套房子产权一人一半，算是和平分手。
但离婚之后。2011年，一直觉得自己壮得像头牛的翟乃社被查出肝癌晚期。那是真正意义上的晴天霹雳，他才55岁。往后的三年，是他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光，也是人性最见光死的时刻。
在他一次次被推上手术台，全身上下被开了九刀，化疗副作用让他头发掉光、曾经壮硕的身躯瘦得皮包骨头时，那个和他早就领了离婚证的前妻王丽波，却选择了回来。
这三年里，王丽波没把自己当外人。她不仅没有因为离婚而甩手不管，反而像个真正的妻子一样，日夜守在病床前。
端屎端尿、擦洗身子、垫付医药费，这些即使是原配夫妻都未必能久病床前无怨言的事，她一个前妻全做了。
那时候翟乃社常常看着忙前忙后的王丽波流泪，那种愧疚和感激混在一起的滋味，大概比癌痛更钻心。
2012年，他在王丽波的搀扶下拍完了最后一部戏《美丽生命》，那是他在用尽最后的一丝力气跟这个世界告别，最后对着镜头那深深的一鞠躬，谁都能看出他在强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
在这炼狱般的三年里，作为亲骨肉的翟一凡，居然一次都没有出现过。没有探视，没有电话，甚至连一句哪怕虚情假意的问候都没有。
或许在女儿心里，父亲早已在那无数个缺席的节日里死了。或许是对当初父亲“抛妻弃女”的报复。总之，在翟乃社生命最后的倒计时里，他无数次望着门口期待能看一眼女儿，哪怕只是听叫一声爸爸，最终换来的只有死寂般的走廊。
2014年9月，这位荧屏上的硬汉在遗憾中撒手人寰。讽刺的是，生前求不来的女儿，死后却立刻现身了。
葬礼刚结束，翟一凡的一纸诉状就把一直照顾父亲的王丽波告上了法庭。她的目标很明确：父亲虽然去世了，但房子还在。
那套位于松江的房产，她作为唯一的法定继承人，要求拿回属于父亲的那50%产权。在她的逻辑里，不管她来没来看过病，法律赋予的血缘继承权是铁打的。至于那个照顾了父亲三年的女人？对不起，那是“前妻”，法律上没有名分。
边是手握法律继承权的亲生女儿，理直气壮地索要“该得的利益”。一边是刚办完丧事、身心俱疲的前妻，拿着当年的离婚协议书在据理力争。
那时候很多人都觉得王丽波要输。毕竟在传统观念和很多案例里，法定继承人的顺位是非常靠前的。
而且那套房子确实是婚后财产，两人离婚时也没彻底切割干净。翟一凡那边聘请的律师更是言辞犀利，甚至暗指王丽波霸占房产。
但王丽波拿出了一份至关重要的证据：当初离婚时，她和翟乃社签订的协议上写得清清楚楚，虽然离婚，但房子作为共有财产暂不分割，且双方约定“互相扶助”。
更重要的是，在这三年里，王丽波实际上履行了远超“前妻”义务的扶养责任。
那套房子本身就是王丽波和翟乃社共同出资购买的。在翟乃社生命垂危、最需要人照顾的时候，是王丽波如果不离不弃地守护，也是她送了前夫最后一程。
最终，法院经过几个月的审理，做出了一审判决：驳回翟一凡的诉讼请求，涉案房产归王丽波所有。
宣判的那一刻，翟一凡还想上诉，但被律师劝阻了。或许在那一刻，连纯粹靠法条吃饭的律师都觉得，这场官司再打下去，输掉的不仅仅是官司，更是做人的体面。
当王丽波拿着判决书走出法院时，早已哭成泪人。她争的或许不是那几十平米的钢筋水泥，而是为自己这三年不离不弃的日日夜夜，求一个公道的说法。也是替那个躺在地下的男人，守住最后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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