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宋庆龄传》《周恩来在重庆》《保卫中国同盟史料》《红岩春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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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夏末的重庆，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嘉陵江面上雾气蒸腾，两路口新村那栋德式小楼里，一位身着素色旗袍的女性正站在窗前，凝望着远方的江面。
她是宋庆龄，孙中山先生的遗孀，此刻也是这座山城里最特殊的存在——既让国民党当局忌惮三分，又因政治立场鲜明而处处受到防范。
窗外，几个穿着便衣的人在街角徘徊，看似闲散，实则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这栋小楼。
自从去年12月从香港撤离到重庆，宋庆龄的一举一动就从未逃脱过监视。
她早已习惯了这些如影随形的眼睛，可她要做的事情，不能让这些眼睛看见。
桌上摊开着几封来自海外的信件，都是国际友人的回信，谈的是捐款和物资的事情。
这些信件已经被拆开检查过，上面留下了审查人员的痕迹。
宋庆龄知道，在重庆，任何书信往来都逃不过审查，任何电话交谈都可能被监听。
可她必须要把某些信息传递出去，那些信息关系着千里之外正在浴血奋战的将士们，关系着无数伤员的生死存亡。
她需要见一个人。
那个人同样被严密监视，同样处境凶险。
两人之间的任何接触，都会引起无数双眼睛的警觉。
可是有些话，必须当面说；有些信息，必须亲手传递。
宋庆龄转身走到书桌前，拉开抽屉，取出一本精装的英文书籍。
她翻开书页，拿起铅笔，在某几页的空白处，用极小的字体，轻轻写下了几行字。
写完后，她又仔细检查了一遍，确认笔迹不太明显，不至于一眼就被发现。
然后，她把书合上，放进了待送的书籍当中。
房间里的挂钟敲响了下午两点的钟声，该准备了。
今天，她要去一个地方，那里同样被重重监视，那里的主人正在等待着她带去的消息。
这次会面看起来会很平常，就像过去无数次的礼节性拜访一样，可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这次见面背后藏着怎样的秘密。
窗外的阳光很刺眼，照在嘉陵江面上泛起粼粼波光。
宋庆龄深吸了一口气，整理好衣襟，准备出门。
她知道这一趟的风险，可她更知道，有些事情必须有人去做。
为了那些在前线流血的战士，为了那些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军民，她必须冒这个险。
【一】从香港到重庆的孙夫人
说起宋庆龄来到重庆，得从1941年香港沦陷前的那个惊心动魄的早晨讲起。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
日军的飞机开始轰炸香港，整座城市陷入一片混乱。
宋庆龄当时正在九龙的寓所里，她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总部也设在这里。
炮火声越来越近，她知道香港守不住了，可她舍不得离开——那些刚刚筹集到的医疗物资还没来得及运出去，那些已经联系好的国际捐款还在账户里，保盟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工作网络，眼看就要毁于一旦。
可是形势不等人。
12月10日清晨，在中共地下党员廖承志等人的紧急安排下，宋庆龄终于同意撤离。
当她赶到启德机场时，最后一架飞往重庆的飞机正在准备起飞。
就在飞机离开地面的那一刻，日军的炮弹在跑道旁炸开，弹片打在机身上发出可怕的声响。
机舱里的乘客吓得脸色发白，宋庆龄却镇定自若，只是透过舷窗，深深地望了一眼渐渐远去的香港。
她在想，保盟三年多的心血，就这样被迫中断了。
那些承诺给八路军、新四军的物资，那些答应要送到根据地的药品，现在全都卡在了香港。
更让她揪心的是，前线的战士们还在等着这些救命的东西。
没有药品，伤员们的伤口会感染；没有手术器械，医生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本可以救活的生命逝去。
飞机降落在重庆九龙坡机场时，已是傍晚时分。
山城笼罩在冬日的阴霾中，天空灰蒙蒙的，让人提不起精神。
来接机的是大姐宋霭龄派来的汽车，直接把她送到了黄山孔家的宅邸。
车子沿着蜿蜒的山路往上开，透过车窗，宋庆龄看到了这座被战火洗礼过的城市——到处都是被日机轰炸留下的断壁残垣，街上的行人行色匆匆，眼神里透着麻木和疲惫。
住进孔家的第一天，宋庆龄就感觉到了不对劲。
表面上看，这里是姐姐家，应该是最安全的避难所。
可实际上呢？
佣人们虽然客客气气，眼神里却透着打量和防备。
她想打个电话，佣人说外线坏了正在修；她想出门走走，佣人说外面不安全最好待在家里；她想见几个朋友，佣人说太太（指宋霭龄）吩咐了，最近不便接待客人。
宋庆龄心里明白，这是在软禁她。
国民党当局虽然不敢明着对她怎么样，毕竟她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可暗地里的防范却一点都不少。
他们担心她到了重庆继续搞保盟那一套，继续公开支持共产党，那可就麻烦了。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她圈在孔家这个金丝笼里，既保证了安全，又限制了行动。
这样的日子过了好几个月。
宋庆龄每天只能待在房间里，看看书，写写信，可那些信寄出去后，也不知道有没有被检查过。
她想念香港那个虽然简陋但却自由的小寓所，想念保盟那些忙碌而充实的日子，想念那些为了共同目标而奋斗的国际友人们。
可现在，她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鸟，能看到外面的天空，却飞不出去。
1942年春夏之交，转机终于出现了。
在弟弟宋子文的帮助下，宋庆龄总算说服了当局，让她搬出孔家，住进了两路口新村3号那栋独立的德式小楼。
得到这个消息的那天，她激动得差点掉下眼泪。
终于，她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可以自由地呼吸，可以继续做她想做的事情。
搬家那天，邓颖超来帮忙。
两个女性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宋庆龄对邓颖超说了一句话："我总算争得了一楼之中的自由。"
这话说得很轻，可邓颖超听出了其中的辛酸和无奈。
是啊，在重庆这个地方，能有一个不被直接控制的住所，已经算是很大的自由了。
不过宋庆龄很清楚，所谓的自由也是相对的。
小楼外面，监视的眼睛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
街角那个卖烧饼的摊位，三个月换了四次摊主，可摊位永远在那里；对面茶馆的伙计，总是在擦桌子的时候往这边看；就连隔壁住的那家人，也不知道是真住户还是安插的眼线。
可至少，在这栋小楼里，她可以做一些事情了。
宋庆龄立刻开始给海外的朋友们写信，联络那些失散的保盟成员。
她在信里小心翼翼地用各种暗语和隐喻，希望能够让朋友们明白她的意思，又不至于让审查人员看出破绽。
每写一封信，她都要反复斟酌，每一个字都要掂量再三。
到了1942年8月，宋庆龄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
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在重庆重新建立，办公地点就设在她寓所的二楼。
那个临街的小房间，成了保盟唯一的办公室。
宋庆龄、廖梦醒、王安娜三个人，就在那个不到二十平米的房间里，开始了艰难的重建工作。
重建保盟，谈何容易。
在香港的时候，保盟可以公开募捐，可以发行刊物，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向海外宣传中国抗战的真相。
可在重庆，处处受限。
他们想发行《保盟通讯》，当局说需要审批，这一审就是几个月，最后还是没批下来；他们想公开账目，当局说必须接受监督，实际上是想知道钱都花到哪里去了；他们想运送物资，关卡上的军队总有各种理由刁难，扣押、延误是家常便饭。
最让人头疼的是资金问题。
海外捐来的钱要存在银行里，可取款的时候，银行会找各种理由拖延。
有一次，廖梦醒去提取一笔5万美元的捐款，银行经理说需要财政部批准，拖了整整一个月。
后来还是请了美国朋友约翰·福斯特出面，才总算把钱提了出来。
提款的时候，还必须用八路军办事处的车护送回来，因为带着那么多现金上街，实在太不安全了。
可不管多难，宋庆龄从没想过放弃。
她太清楚前线的情况了，知道那些战士们有多需要这些援助。
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遭受重创，国民党又在经济上对根据地实行严密封锁，八路军、新四军的处境极其艰难。
他们缺粮食、缺弹药、缺药品，尤其是医疗物资，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宋庆龄从各种渠道听说，根据地的国际和平医院里，医生们给伤员做手术，连最基本的麻醉药都没有，只能硬生生地切开、缝合。
有的伤员疼得昏死过去，有的咬断了木棍，有的把嘴唇咬得鲜血直流。
消炎药更是奇缺，许多本来可以治愈的伤口，因为缺药而感染，最后不得不截肢，甚至丧命。
每次听到这些消息，宋庆龄就觉得心如刀绞。
她恨不得立刻就把物资送到前线去，可现实却是那么无情。
在重庆做保盟的工作，就像在铜墙铁壁上凿洞，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可她不能退缩，因为她知道，如果她退缩了，那些等待救援的人会更加绝望。
【二】红岩村的周副主席
在重庆的另一头，嘉陵江畔的红岩村，同样上演着惊心动魄的故事。
那是一栋灰色的三层小楼，挂着"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牌子。
表面上看，这里是共产党在国统区的公开机关，实际上却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秘密指挥部。
住在这里的周恩来，公开身份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副部长，真实身份却是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
红岩村的处境，比宋庆龄那里更加凶险。
办事处的大门口，永远有人在盯梢。
那个卖烧烤的小贩，三年换了五茬人，可摊位始终不挪窝；附近茶馆里的伙计，看似在擦桌子，实则眼睛盯着办事处的大门，谁进谁出都要记在心里；山上那条小路，总有"砍柴"的农民来来往往，可背篓里装的究竟是柴火还是窃听设备，谁也说不清。
周恩来对这一切了如指掌。
从1939年到重庆到现在，整整三年多时间，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
每天早上醒来，他都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的监视之下；每说一句话，都要考虑是不是会被断章取义；每见一个人，都要权衡会不会给对方带来麻烦。
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让国共关系彻底跌入冰点。
当时新四军军部9000多人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军队围攻，除2000多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或被俘。
这个消息传到重庆，周恩来悲愤交加，当即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那首著名的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这首诗发表后，举国震动。
国民党当局恼羞成怒，对红岩村的监视更加严密。
特务们恨不得在办事处的墙壁里都装上窃听器，恨不得把每个出入的人都盘问一遍。
周恩来知道，从那以后，他们的处境变得更加危险了。
红岩村办事处里，住着几十号人。
除了周恩来，还有董必武、邓颖超、叶剑英等领导同志，还有负责各方面工作的干部。
大家白天要应付国民党方面的各种会议和应酬，晚上要处理南方局的秘密工作，每个人都像上了发条的钟表，一刻不停地运转着。
周恩来的工作强度尤其大。
白天，他要以国民政府官员的身份，参加各种会议，与国民党的官员周旋，表面上谈笑风生，实则步步为营；晚上，他要主持南方局的会议，分析形势，布置工作，常常开到深夜。
有时候好不容易能躺下休息一会儿，半夜又会被紧急情况叫醒。
邓颖超看着心疼，劝他注意身体，他总是笑着说："现在是非常时期，哪能顾得上休息。"
最让周恩来牵挂的，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
他太清楚那里的艰难了。
日军的扫荡一次比一次残酷，国民党的封锁一天比一天严密。
根据地的军民们，一边要抗击日本侵略者，一边还要应对国民党的封锁和袭扰，处境极其困难。
1942年5月，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在山西辽县牺牲的消息传来，周恩来悲痛万分。
左权是黄埔一期的学生，是八路军中少有的军事专家，正值壮年却战死疆场。
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悼念文章《左权同志精神不死》，字里行间都是对战友的怀念和对抗战形势的忧虑。
写完那篇文章后，周恩来站在办事处的小院里，久久不语。
他想起左权生前最后一次来重庆汇报工作，谈到根据地缺医少药的情况，说很多伤员因为得不到及时救治而牺牲，言语间充满了无奈和痛心。
周恩来当时安慰他说，中央正在想办法，一定会给根据地送去物资。
可现在，左权走了，那些承诺能兑现吗？
根据地最缺的就是医疗物资。
手术器械、消炎药品、绷带纱布，这些在后方看起来很普通的东西，在前线却是救命的宝贝。
可是要把这些东西运进根据地，谈何容易。
国民党在各个路口设立关卡，对所有运往解放区的物资进行严格检查。
明明是救命的药品，却被说成是"违禁物资"；明明是手术器械，却被怀疑"另有用途"。
这样的刁难，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就在几个月前，办事处好不容易购买了一批医疗设备，准备运往延安。
结果在潼关被拦下了，国民党军队说这些东西需要"特别审批"，一扣就是三个月，至今还躺在仓库里。
周恩来为此多次找国民党方面交涉，对方却总是推三阻四，最后不了了之。
在重庆做统战工作，最大的困难就是处处受制于人。
你想做点事，到处都是关卡；你想说点话，到处都是忌讳；你想见个人，到处都有眼睛盯着。
周恩来常常感慨，在国统区工作，真的是如履薄冰，战战兢兢。
可再难也要坚持。
中央要求南方局在重庆站住脚，就是要在国民党的心脏地带发出共产党的声音，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抗战、为革命积蓄力量。
周恩来深知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所以不管多困难，都要坚持下去。
好在，重庆不是只有敌人。
这里还有许多进步人士，还有许多同情共产党的朋友，还有像宋庆龄这样坚定支持抗战的革命者。
他们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在关键时刻总能伸出援手，给予最宝贵的支持。
周恩来和宋庆龄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很多年前。
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工作，那时就认识了孙中山和宋庆龄夫妇。
孙中山先生对这个年轻的共产党人很欣赏，宋庆龄也对共产党的理想抱有认同。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宋庆龄更是毫不犹豫地站在了共产党一边，与国民党右派决裂。
这些年来，宋庆龄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支持革命。
在上海的时候，她掩护过地下党员；在香港的时候，她建立保盟为根据地募集物资。
现在到了重庆，虽然处境艰难，但她还是在继续奋斗。
周恩来知道，这样的朋友是多么珍贵，这样的支持是多么宝贵。
可是，怎样才能和宋庆龄保持有效的联系呢？
两个人都被监视，公开的会面会引起怀疑，电话交谈可能被窃听，书信往来肯定要被检查。
他们需要一种更加隐蔽、更加安全的方式，来交流一些不能公开的信息。
【三】一条看不见的生命线
1942年下半年，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形势越来越严峻。
日军发动了更加疯狂的扫荡，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
根据地的村庄一个接一个被摧毁，无辜的百姓惨遭屠杀，房屋被烧成灰烬，粮食被抢劫一空。
八路军、新四军虽然英勇抵抗，但在敌人的重兵围攻下，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更要命的是国民党的封锁。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实行了全面的经济封锁。
他们在各个要道设立关卡，严格检查所有运往根据地的物资。
不仅军火武器不让运，连民用物资也要严加盘查。
盐、布匹、药品、粮食，凡是可能对根据地有用的东西，一概扣留。
这种封锁的后果是灾难性的。
根据地的军民们本来就生活艰苦，现在更是雪上加霜。
没有盐，战士们浮肿乏力；没有布，老百姓衣不蔽体；没有药，伤员们在痛苦中死去。
最让人揪心的是医疗物资的短缺，这直接关系到成千上万伤员的生死。
在延安的国际和平医院，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留下的那些医疗器械，早就用坏了。
医生们现在做手术，用的是铁匠打制的土工具，有的甚至是削尖的竹片。
没有麻醉药，伤员在手术台上咬着木棍，任凭冷汗浸透衣衫。
没有消毒药品，伤口经常感染化脓，有的伤员就是这样活活疼死的。
从前线秘密来到重庆的交通员，给周恩来带来了更多让人心痛的消息。
他说，有一个战士在战斗中腿部中弹，因为缺少器械，医生只能用锯子给他截肢。
手术过程中，那个战士疼得几次昏死过去，可他硬是咬着牙坚持下来，嘴里还喊着："别管我，把药留给其他同志。"
还有一个卫生员，为了节省消炎药，把自己腿上感染的伤口用烧红的铁条烙，想用高温杀死细菌。
结果伤口虽然止住了化脓，人却因为剧痛和失血过多而牺牲了。
牺牲前，他对战友说："药太珍贵了，我这点伤不值得用。"
这些故事传到周恩来耳朵里，让他彻夜难眠。
他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一支接一支地抽烟，脑子里想的都是怎样才能给根据地送去物资。
可现实是那么残酷，在重庆这个地方，他能做的实在有限。
八路军办事处虽然是公开机关，可手脚被束缚得死死的。
他们想采购物资，商家不敢卖，怕被扣上"资敌"的帽子；他们想运送东西，关卡不给过，随便找个理由就能扣留；他们想通过其他渠道，又处处被监视，稍有不慎就会暴露。
周恩来曾经尝试过通过美国人的帮助。
1942年，美军在中国战场上需要情报支持，开始与八路军接触。
周恩来抓住这个机会，向美方提出，能不能在运送物资的时候，顺便给根据地带一些医疗用品。
可这个请求遭到了国民党方面的坚决反对，美国人夹在中间也很为难，最后这件事不了了之。
在这种困境下，宋庆龄的保盟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保盟是个国际性的救济组织，有海外捐款的支持，有国际友人的参与，国民党虽然防范，但不敢太过分地压制。
更重要的是,宋庆龄的身份特殊，她是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在国内外都享有很高的声望，国民党投鼠忌器，不敢对她怎么样。
周恩来知道，如果能和保盟建立起有效的联系，很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保盟可以从海外筹集物资，可以利用国际渠道运输，可以打着人道救援的旗号突破一些封锁。
可关键是，怎样才能和宋庆龄进行有效的沟通，在不引起怀疑的情况下，把根据地的需求告诉她，把运输的方案商量好？
这需要建立一条秘密的联络渠道。
这条渠道必须足够隐蔽，不能被特务察觉；必须足够可靠，不能出现任何差错；必须足够灵活，能够及时传递各种信息。
周恩来在心里盘算着各种可能的方案，和南方局的同志们反复研究，最后确定了一个基本思路。
那就是利用公开的社交场合作为掩护，在看似平常的交往中，传递秘密的信息。
两个人可以正常地见面、喝茶、聊天，在别人看来，这只是朋友间的日常往来，没什么特别的。
可是在这些公开的交往中，却可以通过一些特殊的方式，传递那些不能公开的内容。
具体怎么做呢？
周恩来和邓颖超讨论了很久，最后想到了几个办法。
比如，可以通过借阅书籍的方式，在书页的空白处写下信息；可以通过赠送礼物，在包装里夹带字条；可以通过第三方传话，用暗语和隐喻来表达真实意思。
这些办法听起来有点老套，可在当时的环境下，却是最安全可靠的。
宋庆龄那边，显然也在想同样的问题。
她太清楚在重庆做保盟工作的困难了，如果没有和共产党方面的有效配合，很多事情根本做不成。
她需要知道根据地最缺什么，需要什么样的物资，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去筹集。
她也需要知道运输的路线和方法，才能把物资安全地送到目的地。
两个智慧的头脑，在各自思考着同一个问题。
他们心照不宣地等待着一个合适的机会，一个可以把这条秘密联络线建立起来的机会。
【四】一次不同寻常的会面
1942年10月的一个下午，周恩来和邓颖超接到了宋庆龄寓所打来的电话。
电话里，宋庆龄的秘书廖梦醒说，宋女士想请周副主席和邓大姐过来喝茶，顺便聊聊保盟最近的工作情况。
这样的邀请并不少见，周恩来和邓颖超时常会去两路口的小楼拜访，商讨一些统战工作的事情。
可这次，周恩来从廖梦醒的语气里听出了一些不同寻常的意味。
"宋女士特别说了，请周副主席一定要来，她有些重要的事情想当面谈。"
廖梦醒在电话里强调道。
重要的事情？
周恩来心里一动。
他知道宋庆龄不会无缘无故地用"重要"这个词。
一定是保盟那边有了什么新的进展，或者掌握了什么关键的信息，需要和他面谈。
下午三点，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汽车准时停在了两路口新村小楼门前。
街角的那个卖报纸的人，习惯性地抬起头看了一眼，然后在一个小本子上记下了时间。
不远处茶馆里，几个喝茶的人也不约而同地往这边瞟了一眼。
这些细微的动作，周恩来都注意到了，可他神色如常，只是淡淡地笑了笑。
宋庆龄亲自在门口迎接。
她穿着一件素色的旗袍，头发简单地梳在脑后，举止优雅而亲切。
"周副主席、邓大姐，快请进。天气转凉了,里面暖和些。"
客厅里已经准备好了茶点。
壁炉里的炭火烧得正旺，驱散了秋日的寒意。
几个人坐下后,宋庆龄亲自为他们斟茶。
廖梦醒在旁边帮忙,房间里的气氛温馨而放松,看起来就是普通的朋友聚会。
"最近身体还好吗？"
宋庆龄关切地问道。
"还好,就是事情多,经常熬夜。"
周恩来笑着回答。
"是啊,现在局势这么紧张,大家都不容易。"
宋庆龄叹了口气,"我这边保盟的工作也是困难重重。"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几个人谈论的都是些表面的话题——国际形势啦,抗战进展啦,统战工作啦,听起来都很正常,没什么特别的。
可是周恩来和宋庆龄心里都清楚,真正重要的事情还没说。
喝了几杯茶后,宋庆龄站起身来,走到书架前。
"周副主席,我这里有几本新到的书,都是从海外寄来的,讲国际形势的。您要不要看看？"
"好啊,我正想了解一下国际上的最新动态。"
周恩来也站起来,走到书架旁。
宋庆龄从书架上抽出三四本书,一一介绍着书名和内容。
"这本是讲美国援华政策的,这本是分析苏德战场形势的,这本是关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
她说着,把书一本本递到周恩来手里。
周恩来接过书,随意地翻了翻。
当他翻开其中一本封面印着《国际援助与战时救济》字样的书时,目光在某一页上停留了片刻。
那一页的页边空白处,有几行极其细小的铅笔字迹,字体娟秀,笔触很淡,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周恩来的手指在那一页上轻轻抚过,然后很自然地合上了书。
"这几本书都很好,我带回去仔细看看。"
"您要是觉得有用,就留着吧。看完了再还我就是。"
宋庆龄微笑着说。
邓颖超在旁边看着这一幕,什么都明白了,却什么都没说。
她端起茶杯,轻轻抿了一口,掩饰着内心的紧张。
廖梦醒也装作什么都没发觉,继续在旁边添茶倒水。
周恩来把那几本书装进了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
他知道,那些书页里藏着的信息,比任何公开的谈话都重要得多。
那些信息关系着根据地的物资补给,关系着无数战士的生死存亡。
又聊了一会儿,周恩来和邓颖超起身告辞。
宋庆龄把他们送到门口,握着周恩来的手说："周副主席保重身体,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
"谢谢宋女士的关心。"
周恩来郑重地说,"您的支持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两个人对视了一眼,目光中传递着只有彼此才能明白的信息。
然后周恩来和邓颖超上了车,汽车缓缓驶离了新村小楼。
街角的监视者在本子上又记下了离开的时间,然后继续守在那里,等待着下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
车上,周恩来把公文包抱在怀里,手指轻轻抚摸着包里的书本。
他知道里面藏着什么,可他不能在车上打开来看,因为司机虽然是自己人,但谁知道车上有没有被安装窃听器。
他必须等回到红岩村,在绝对安全的环境下,才能仔细查看那些信息。
邓颖超坐在旁边,也没有说话。
两个人就这样静静地坐着,看着车窗外重庆的街景。
山城的秋天来得早,街边的梧桐树已经开始落叶,金黄色的叶子铺了一地。
偶尔有风吹过,卷起一片片叶子在空中飞舞,然后又飘落下来。
汽车开过曾家岩,那里的周公馆也是南方局的办公地点之一。
周恩来望着熟悉的建筑,心里在想,宋庆龄这次传递的信息到底是什么内容。
是保盟筹集到了新的物资？
是找到了新的运输渠道？
还是掌握了什么关于国民党封锁计划的情报？
车子继续往前开,穿过热闹的市区,来到了相对偏僻的红岩村。
当汽车驶进办事处大院时,周恩来终于松了一口气。
他抱着公文包下了车,直接走向自己的办公室,连晚饭都顾不上吃。
邓颖超跟在后面,关上了办公室的门。
房间里只有他们两个人,这是最安全的环境。
周恩来从公文包里拿出那几本书,开始一页一页地仔细翻看。
当他翻到那本《国际援助与战时救济》时,停在了之前看过的那一页。
在页边的空白处,那几行淡淡的铅笔字清晰地映入眼帘。
周恩来凑近了看,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认着那些娟秀的字迹。
看着看着,他的表情变得凝重起来,眉头也渐渐皱了起来。
那些信息的内容,显然超出了他的预期,也让他意识到接下来要做的工作会有多么艰巨。
邓颖超在旁边等着,没有打扰他。
她知道,丈夫现在需要时间来消化这些信息,来思考应对的策略。
房间里很安静,只能听到炭火在火盆里轻微的噼啪声,和远处江面上传来的汽笛声。
过了很久,周恩来终于抬起头来。
他的眼睛里闪烁着坚定的光芒,嘴角却带着一丝苦笑。
"颖超,宋女士传来的信息很重要,但同时也意味着我们接下来的工作会更加困难。"
"什么信息？"
邓颖超关切地问。
周恩来没有马上回答,而是站起身来,走到窗前,望着外面渐渐暗下来的天色。
远处的嘉陵江在夕阳的余晖中泛着金光,江面上有几艘货船缓缓驶过,拖着长长的尾波。
"这些信息,关系到根据地能不能得到及时的援助,关系到千千万万战士和老百姓的生死。"
周恩来缓缓地说,"宋女士冒着巨大的风险把这些信息传递给我们,我们必须要把这件事情办好。"
他转过身来,望着邓颖超,神情严肃而坚定。
"明天一早,我要召开南方局的秘密会议,把这个情况向大家通报。这件事情太重要了,需要我们全力以赴地去办。"
窗外,夜色渐浓。
红岩村的小楼里,灯光一盏接一盏地亮了起来。
周恩来知道,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可为了前线的战士,为了根据地的军民,再辛苦也值得。
那些藏在书页里的信息,究竟是什么内容？
它们为什么如此重要？
又将如何改变根据地的困境？
这一切,都要从宋庆龄那细小的铅笔字迹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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