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化疗室里的消毒水味道刺鼻,我躺在病床上,看着点滴瓶里的液体一滴一滴往下落。

手机突然响了,是儿媳钱晓琳的来电。

我虚弱地接起来,听见她不耐烦的声音。

钱晓琳在电话那头说:"妈,您这阵子怎么也不来啊?家里脏得不行了,我跟明辉都忙,您今天过来帮忙收拾一下呗。"

我看了看自己的手背,针眼青紫一片,化疗的药水正顺着血管流进我的身体里。

她根本不知道,她的婆婆正在医院化疗,已经整整两个月了。

我的儿子也不知道。

我嫁到周家三十五年,伺候公婆、拉扯儿子、卖房凑首付,付出了一切。

到头来,我病了,快死了,他们却连问都不问一句。

钱晓琳还在电话里催促:"妈,您到底来不来啊?"

我躺在病床上,忽然笑了。

笑着笑着,眼泪就流了下来。

我用尽全身力气,声音平静得出奇:

"晓琳,你听好了,你婆婆的儿子,我不认识。"

电话那头一下子安静了。

我挂断电话,关了机。

窗外,冬天的太阳惨白惨白的,照在我脸上,一点温度都没有。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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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周桂兰,今年58岁,是北方一座三线城市纺织厂的退休工人。

我这辈子没什么出息,最大的成就就是养大了一个儿子,周明辉。

明辉今年32岁,大学毕业后留在本市,在一家私企当了个小领导,工资不算高,但也饿不死。

我老伴走得早,八年前就没了,心梗,送到医院人就不行了。

从那以后,就剩我一个人。

儿子那时候刚毕业没几年,工资不高,我怕他有压力,就把所有的悲伤都咽进肚子里。

老伴的丧事办完,我擦干眼泪,继续上班,继续攒钱,继续盼着儿子能有个好前程。

2019年开春,儿子告诉我他谈了个对象,叫钱晓琳,本地人,家里开建材店的。

我心里高兴,儿子终于要成家了,我这辈子的任务眼看着要完成了。

第一次见钱晓琳,是在一家茶楼。

她长得白白净净,说话嗓门有点大,眼神精明,一看就是个厉害角色。

见面没聊几句,她就问我家有几套房,有多少存款,退休金多少。

我一一回答了,她听完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转头跟明辉嘀咕了几句。

我假装没看见,但心里多少有点不舒服。

不过想想也对,现在的年轻人结婚都讲究门当户对,她打听清楚也正常。

谈了半年,两人决定结婚。

婚房的事提上了日程。

明辉看中了一套三室一厅,一百多平,首付要四十万。

他工作这些年攒了点钱,但远远不够。

钱晓琳的父母表态说可以出十二万,剩下的让我们这边想办法。

我翻出存折,把这些年所有的积蓄加在一起,连老伴走时厂里给的抚恤金,一共二十八万。

还差十万。

我失眠了好几个晚上,最后做了一个决定。

卖房。

我住的那套房子是老伴在世时单位分的福利房,老破小,四十来平,但地段还行。

找中介挂出去,没多久就有人来看房,最后以三十二万成交。

我从里面拿出十万,凑够了首付,剩下的二十来万留着养老。

卖房那天,我在屋子里站了很久,看着墙上老伴的遗像,眼眶酸酸的。

我在心里说:老头子,房子没了,但儿子的婚房有了,咱们对得起他了。

我在附近找了一间出租屋,四十平,一个月房租八百。

搬家那天,儿子来帮忙,他看着大包小包的东西,有些不好意思地说着。

明辉挠了挠头:"妈,让您受委屈了,等我挣了钱,一定给您买套新房。"

我笑着摆手,说不委屈,能看着他成家,我就知足了。

婚礼定在国庆节。

钱晓琳的父母坚持要办得体面些,说什么也不能让亲戚朋友看笑话。

酒席定了三十桌,在市里最好的酒店,一桌三千多。

我这边的亲戚不多,就我弟弟一家从老家来,再加上几个老同事。

钱家那边呼呼啦啦来了二十多桌人,热闹得很。

婚礼那天,我穿着咬牙花了八百块买的新衣服,站在酒店门口迎客,笑得脸都僵了。

钱晓琳的妈妈——我该叫亲家母——穿着貂皮大衣,脖子上挂着金项链,见人就拉着手说话。

她逢人便讲,说这婚事多亏他们家贴补了不少,要不然凑不齐首付。

我听在耳朵里,脸上还是笑着。

心里什么滋味,只有自己知道。

婚礼进行到一半,新人敬酒的时候,亲家母拉着我的手,笑眯眯地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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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家母凑近我耳边:"亲家,以后明辉和晓琳的小家,咱们当老人的就少操心啦。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咱们可别添乱。"

我愣了一下,随即点头,说好好好,您说得对。

我听出了她的言外之意。

她是在告诉我,别没事老往儿子家跑,别当讨人嫌的老婆子。

婚礼结束,宾客散尽,我帮着收拾了残局,然后坐公交回到我那间出租屋。

屋子里黑洞洞的,我没开灯,就那么坐在床边,坐了很久。

儿子结婚了,我的任务完成了。

可为什么心里空落落的,好像丢了什么东西。

婚后第一个星期,儿媳妇就给我打了电话。

钱晓琳的声音甜丝丝的:

"妈,明天我和明辉都要加班,家里没人做饭,您过来帮忙做两天呗?"

我二话没说,第二天一早就坐公交去了。

从我家到他们家,公交车要坐四十多分钟,中间还要倒一趟车。

到了之后,我先去菜市场买菜,然后回来做了一桌子饭菜。

等他们下班回来,饭菜正好出锅。

钱晓琳一进门就喊饿,坐下来就吃,连句谢谢都没说。

明辉倒是说了句"妈辛苦了",但注意力全在媳妇身上,时不时给她夹菜。

吃完饭,我收拾碗筷,顺便把家里擦了一遍,地板、茶几、电视柜都弄得干干净净。

我看时候不早了,准备告辞。

钱晓琳正躺在沙发上看手机,头也不抬地说着。

钱晓琳朝里屋喊:"妈,阳台上那几件衣服您帮我洗了呗,都是这星期换下来的。"

我说好,走到阳台,发现堆了一盆衣服,有些都发臭了。

我皱着眉头,把衣服放进洗衣机,按下了开关。

等衣服洗完甩干,天都黑透了,最后一班公交已经没了。

明辉让我住一晚,第二天再回去。

我睡在次卧,那是他们留出来准备当儿童房的屋子,现在空着,连张床都没有,只有一张折叠沙发。

我在折叠沙发上躺了一夜,腰疼得睡不着。

第二天一早,我又起来给他们做早饭,然后收拾完毕,坐公交回了家。

到家后,我躺在床上歇了一整天,浑身跟散架了一样。

我告诉自己,这是儿子刚结婚,小两口需要适应,等过一阵子就好了。

可是,并没有好起来。

婚后第二个月,儿媳叫我的次数越来越频繁。

帮忙做饭,帮忙打扫,帮忙洗衣服,帮忙腌酸菜。

有一次,她打电话让我去帮忙接待物业的人,说什么房子有点质量问题要检查。

我赶过去,结果等了一下午,物业的人才来,检查了十分钟就走了。

我做了一下午白工。

走之前,钱晓琳说:"妈,您来都来了,把厨房油烟机擦一下呗,都是油。"

我爬上爬下,擦了一个多小时。

下来的时候,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还有一次,我去帮忙拆洗窗帘。

那是冬天,水冰得刺骨,我的手冻得通红,指关节又肿又疼。

窗帘很大,洗完拧干累得我喘不上气。

我晾好窗帘,钱晓琳检查了一遍,皱着眉头说着。

钱晓琳指着一处:"妈,您看这儿,有块污渍没洗干净,回头客人来了看见多不好。"

我没说话,又打了盆水,把那块污渍搓了二十分钟。

我跟自己说,忍忍吧,谁让她是儿媳妇呢。

我不想让儿子为难。

让我真正心寒的,是那件羊毛衫的事。

那天我又被叫去帮忙,除了做饭,钱晓琳还让我把阳台上积攒的脏衣服都洗了。

我看着那一堆衣服,叹了口气,开始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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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件羊毛衫,我没太注意,跟其他衣服一起塞进了洗衣机。

等衣服洗完拿出来,我才发现,那几件羊毛衫缩水了,变得皱皱巴巴的。

我心里一咯噔,暗叫不好。

晚上钱晓琳下班回来,看见阳台上晾着的羊毛衫,脸一下子就拉下来了。

她扯着那件最贵的羊毛衫,声音尖利地喊着。

钱晓琳转过头来质问我:"妈,您怎么把我羊毛衫用洗衣机洗了?这一件两千多呢!这还怎么穿?"

我愣在那里,手足无措,连声道歉。

我跟儿媳妇解释着:"晓琳,妈不知道这衣服这么贵,妈真不是故意的。要不,妈给你钱,你再买一件?"

钱晓琳冷笑一声:"您给得起吗?一件两千多,那儿还有两件呢,加一起得六七千。您那点退休金够买几件?"

我的脸一下子涨红了。

她说得对,我退休金一个月两千出头,确实买不起她那些衣服。

可是她这话,让我难堪得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儿子从卧室出来,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钱晓琳,最后说了一句。

明辉劝着钱晓琳:"算了算了,衣服缩水就缩水了,以后注意就是了。妈也是好心帮忙。"

钱晓琳瞪了他一眼:"你当然向着你妈说话,可那是我的衣服!"

我站在旁边,浑身发抖,不知道是气的还是委屈的。

我轻声开口,声音有些哑:"那个……我去切水果,你们先坐着。"

我逃进厨房,拿起水果刀,手抖得差点切到手指。

切好水果出来,我放在茶几上,说家里有事,先走了。

钱晓琳头都没抬,嗯了一声。

儿子送我出门,在门口说着。

明辉压低声音:"妈,您别往心里去,晓琳就是那脾气,她不是针对您。"

我点点头,说没事。

走出小区,我在路边站了很久,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没事?怎么可能没事。

我付出那么多,在儿媳眼里,我连她一件羊毛衫都不如。

那天晚上回去之后,我病了。

也不知道是累的还是气的,浑身酸软,发了一晚上低烧。

我去小区门口的药店买了点感冒药,吃了几天,感觉好些了。

可是,低烧断断续续没完全好,人也越来越没精神。

我以为是年纪大了,身体不行了,也没太当回事。

婚后第三个月,我瘦了十来斤。

镜子里的自己面黄肌瘦,颧骨高高凸起,眼窝深陷。

我住的小区有个老姐妹,叫刘玉珍,比我大两岁,是那种泼辣热心的性格。

她看见我,吓了一跳。

刘玉珍拉着我的胳膊:"桂兰,你这脸色不对啊,是不是哪儿不舒服?走,去医院检查检查。"

我摆摆手,说没事,就是最近胃口不好,睡不好觉。

她不依不饶,硬拉着我去了市医院。

挂号、抽血、拍片子,折腾了一上午。

检查结果出来的时候,是下午三点。

医生的表情很严肃,让我坐下来。

我坐在诊室里,听医生一字一句地说着。

医生看了看报告单:"周桂兰是吧?你这个情况不太好,肺部有个肿块,初步判断是恶性的,中期,建议尽快住院做进一步检查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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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听清后面的话,脑子里嗡嗡作响。

肺癌,中期,恶性。

这几个字反反复复在耳边回荡,把我整个人都砸懵了。

刘玉珍在旁边急得直跺脚,拉着医生问东问西。

我像个木头人一样坐着,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站起来,跟医生道了谢,走出了诊室。

走廊里人来人往,有人哭,有人笑,有人茫然地坐着。

我走到走廊尽头,找了个没人的角落,靠着墙蹲下来。

我没哭。

我只是觉得冷,从里到外的冷。

从医院出来,刘玉珍让我赶紧告诉儿子。

我摇摇头,说先别。

她急了,嗓门一下子拔高。

刘玉珍扯着我的袖子喊:"你疯了吧?这可是癌症!不告诉儿子你想怎么着?自己扛着等死啊?"

我看着她,声音很轻:"玉珍姐,我想先缓一缓,让我自己待一会儿。"

她看着我的眼神,半天没说话,最后叹了口气:"行,你先回去好好想想,但是这事你得告诉明辉,他是你儿子。"

我点点头,说知道了。

回到出租屋,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看了一夜。

我没睡着,满脑子都是乱七八糟的念头。

我想起老伴走的时候,我连哭都没敢哭痛快,因为还要给儿子做饭。

我想起这些年,省吃俭用,把每一分钱都攒起来给儿子。

我想起卖房的时候,看着老伴遗像说的那些话。

我这辈子,都是为了别人活的。

现在轮到自己了,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办。

天亮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

先不告诉儿子。

不是不想说,是我想看看,如果我不说,他会不会主动关心我一下。

哪怕就一句话,问一句"妈,你最近怎么样",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办了住院手续,开始第一个疗程的化疗。

住院要交押金,我把存折里的钱取出来一部分,勉强凑够了。

化疗的滋味,比我想象的更难熬。

药水顺着点滴管流进身体,浑身像被掏空了一样难受。

恶心、呕吐、头疼、浑身酸软,没有一刻是舒服的。

打完第一次化疗,我躺在病床上,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

头发开始一把一把地掉,枕头上、床单上、地上,到处都是。

我看着地上那些花白的头发,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索性让护士帮我剃了光头,省得到处掉。

刘玉珍隔三差五来看我,给我带点吃的,陪我说说话。

她每次来都问我,到底告没告诉明辉。

我都说,还没呢,再等等。

她急得直叹气,说我就是犯倔,说这时候不靠儿子靠谁。

我笑笑不说话。

我不是犯倔,我是在等。

等我的儿子想起他还有个妈。

化疗期间,儿子一共给我打过两次电话。

第一次是化疗第三天,问我腌的酸菜什么时候能拿,说晓琳馋了。

我说妈最近身体不舒服,你们过阵子来拿吧。

儿子在电话里应了一声。

明辉似乎有些着急:"啊?不舒服?那您多休息,有空我去看您。"

说完就挂了。

那个"有空",再也没有来。

第二次电话是半个月之后,还是问酸菜的事。

这一次,是儿媳直接打来的。

钱晓琳的语气有点不耐烦:"妈,那酸菜您到底腌没腌啊?我同事都想尝尝,您老这么拖着算怎么回事?"

我躺在病床上,浑身插着管子,声音沙哑得不成样子。

我尽量让声音听起来正常:"晓琳,妈这阵子身体不太好,没顾上。等好点了再给你们腌。"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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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晓琳的声音传过来:"行吧,那您先养着,好了赶紧弄啊,别让我同事等太久了。"

她挂了电话。

没有问我哪儿不舒服。

没有问我要不要去医院。

甚至连一句"您保重"都没有。

我握着手机,盯着屏幕上"通话结束"四个字,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

我的儿子,我养了三十二年的儿子。

他娶了媳妇,有了自己的小家,就把我忘得一干二净。

我生他的时候难产,在手术台上躺了六个小时,差点没命。

我养他的时候,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好吃的都留给他。

他上大学的时候,我省吃俭用,每个月给他寄生活费,自己却经常一顿饭就着咸菜馒头对付。

他要结婚的时候,我卖掉了住了三十年的房子,把所有的积蓄都给了他。

我付出了一切,到头来呢?

到头来,我病了,化疗了,他们连问都不问一句。

化疗进行到第二个疗程,我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

原本一百一十斤的体重,掉到了不到九十斤。

脸上的肉都凹进去了,眼窝深深的,像个骷髅。

我每天躺在病床上,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什么都不想做,什么都不想想。

隔壁床的大姐比我年纪小几岁,也是肺癌,不过是早期,比我情况好些。

她有老伴,还有一儿一女,每天轮流来陪床,病房里总是热热闹闹的。

我看着他们说说笑笑的样子,心里又羡慕又难过。

有一次,那大姐的女儿剥了个橘子,递给她妈吃。

她妈嫌酸,皱着眉头不想吃。

她女儿就哄着她,说吃点酸的开胃,好歹吃几瓣。

我躺在床上,假装睡着了,眼泪却止不住地往外流。

我连个嫌我酸的人都没有。

刘玉珍来看我的时候,看见我哭了,急得直问怎么了。

我抹了把眼泪,说没事,可能是药物反应,有点难受。

她哪里信,拉着我的手,红了眼眶。

刘玉珍的声音都在发抖:"桂兰,你别硬撑了,告诉明辉吧。这样下去,你身体怎么受得了?"

我摇摇头,说再等等。

她问我等什么。

我说不出来。

我其实自己也不知道在等什么。

也许是在等一个奇迹,等我的儿子突然想起我,主动打电话来,问我一句:妈,你还好吗?

可是这个电话,始终没有来。

直到那天。

那是化疗第二个疗程的最后一周,我刚打完针,浑身发软,躺在床上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

手机响了。

是儿媳钱晓琳的号码。

我心里一动,以为他们终于想起我了。

我虚弱地接起电话,听见她不耐烦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

钱晓琳的语气很冲:"妈,您这阵子怎么也不来啊?家里脏得不行了,我跟明辉都忙,今天周末您过来帮忙收拾一下呗。顺便把您腌的酸菜带过来,我同事都想尝尝。"

我愣住了。

我躺在化疗病房里,浑身插着管子,命都快没了。

她打电话来,是让我去给她收拾家务。

钱晓琳还在电话那头说着:"您不是退休了吗?有什么事比来帮我们重要?我跟您说,妈,别人家的婆婆可都是主动上门帮忙的,您这当婆婆的也太清闲了。"

我听着她的话,忽然觉得很可笑。

清闲?

我躺在医院里化疗两个月,她说我清闲。

我的头发掉光了,我瘦得不成人形,我每天都在和死神较量。

她说我清闲。

我沉默了很久,久到钱晓琳在电话那头不耐烦地催促。

钱晓琳提高了音量:"妈,您到底来不来啊?您要是不来,我可让明辉打电话给您了啊。"

我躺在病床上,看着窗外惨白的阳光,心里那根绷了几十年的弦,在这一刻,断了。

我的嘴角扯出一个笑,笑着笑着,眼泪就流了下来。

我深吸一口气,用尽全身力气说出了那句话。

我的声音平静得连自己都害怕:"晓琳,你听好了,你婆婆的儿子,我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