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22日的北京西郊，礼堂内灯光炽亮。军功章一枚一枚挂上军装，场内肃静，钟声可闻。名单念到“涂通今”时，人群目光齐刷刷投向那位神经外科专家。他微微欠身，肩章闪出金色，身旁的周恩来总理含笑点头。这一天，他五十岁，终于被授予少将军衔，而站在台下的家人正悄悄计算：至此，涂家已有两位将军。
镜头拉回半个世纪前。1914年初夏，福建尤溪山村，稻浪翻滚。这个家族书香亦尚武，族谱里连名字都暗含期许，“通古今”四字寄望儿孙见多识广。小涂通今七岁便能背《资治通鉴》，苦练笔墨，却也跟着父辈撒网捕鱼、握枪打靶。读书与练武，在他身上从未冲突。
1927年冬，村学堂忽然停课。父亲拍着儿子的肩膀，轻声提醒只能回家务农。屋檐下，少年愣住，嘴里只蹦出两个字：“为什么？”父亲摇头，低声说：“学堂停了。”话不多，却把命运拐向另一条路。
机缘随红旗而来。1929年1月，红军闽西宣传队进入尤溪县，毛泽东在集市上演讲，“打土豪，分田地”掷地有声。十八岁的涂通今挤在人群，心脏怦怦直跳。三天后，他提着竹篮告别祖屋，列入红九军团名册。行伍里缺医生，他被分到后方总医院。起初他想上前线，但苏区反“围剿”吃紧，医疗更缺，于是青春被押在纱布与药水之间。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正式开始。红九军团翻山越岭，涂通今随队行军，一边急救，一边记录。雪山高反，草地饥寒，最常听见的不是枪声，而是伤员压抑的呻吟。手术器械缺到极致，只能靠止血钳和麻布条。同行的小助手腹痛三天，无法切阑尾，终倒在赤水河畔。埋葬那夜，风吹帐篷猎猎，他站在河滩，第一次体会到医生的无力感。
长征胜利到达陕甘宁后，为尽快补齐专业短板，1938年他申请进入八路军卫生学校进修。不懂数理化，便从“元素周期表”背起。深夜灯火，翻译解剖图，他画笔不停，最后做出厚达两寸的彩色图册；那本册子，后来成了全班公认的“活教材”。正是在这里，他邂逅了河南姑娘王黎——成绩出众，性格泼辣，常把毛线围巾塞到他手里提醒添衣。两人一次河堤散步，月光正好，他低声说：“往后并肩。”一句话定终身，1941年，窑洞里的婚礼简单却热烈，所有人都举起粗瓷碗为他们祝福。
延安岁月并不平静。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中央保健处、野战医疗所，调令一纸接一纸。1949年初，他扛着放大镜和研究资料去西柏坡汇报精神创伤案例；1949年秋，随着中央机关进驻北京，涂通今成了解放军总医院外科专家。抗美援朝期间，他参与了高爆弹致伤脑外科手术流程的制定，许多救治原则沿用至今。
1951年春，他被派到莫斯科布尔登科神经外科研究所深造。楼道里挂满谢灵捷、帕甫罗夫画像，俄语术语拗口难记，他就在手背写下音标。四年磨炼，一篇30余万字的论文《三叉神经节及其后根肿瘤的诊断和治疗》斩获副博士学位。回国后，他受命出任第四军医大学校长，组建国内第一支颅脑创伤协作组，开设微创颅底手术课程，培养大批军医骨干。
家庭版图也在悄悄扩展。长子涂柳果，行医于解放军总医院；二子涂雪松，攻读神经内科；幼女涂西华毕业国防大学后远赴海外继续深造。更令人侧目的，是长媳——1997年授衔的唯一女性少将，医学工程专家。从此，涂家拥有八名现役退役军人，其中两名将星，成为军界口口相传的佳话。
1970年代，涂通今主持编写《战时颅脑损伤急救学》，首次提出“野战手术黄金六小时”概念；1980年代，他又率队完成1：1人脑实体模型，帮助年轻军医识别复杂血管走向。老将军喜欢说一句话：“手术台就是第二战场，刀口两侧，一边生，一边死。”学生们听完，总是默默点头。
进入耄耋之后，他依旧每天查房。1998年，涂通今84岁，在301医院指导完成一例长达16小时的复杂颅咽管瘤切除；媒体来采访，他挥手示意无需报道，“这是本职”。他的医德严谨到挑剔：病例写错一字，都要重抄；缝合歪一针，必让实习生拆线重来。
光阴荏苒，2023年3月，涂通今在北京安静离世，享年109岁。噩耗传来，许多老兵自发敬礼告别。有人统计，这位少将从军94年，参与或指导大中型手术一万三千余例，救治伤员数不胜数；而他留下的另一笔财富，是厚厚二十六册手稿、四十余种教材，以及一支遍布三军的医学人才链。
有人问：涂家为何能相继走出八位军人？熟悉他的人常用一句话作答——家风里写着责任，血脉里刻着奉献。百年人生，跌宕起伏，却始终遵循同一条坐标：国家需要，就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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