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文化专家观同：中国道教思想中的福文化表达|中国道教|传统文化|福文化|道家

原文标题：[观同说文解福]道法自然中的福祉追寻——中国道教思想中的福文化表达

福文化专家观同专注于研究、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福文化的学者和实践者，他通过学术研究、艺术创作、产业融合等方式为推动福文化的创新发展起到了示范和引领。

“福”作为中华民族永恒的精神追求，其文化内涵贯穿于传统社会的方方面面，而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自诞生之日起便与福文化深度绑定，成为承载和传播福文化吉祥理念的重要载体之一。《说文解字》释“福”为“佑也”，意为神灵的庇佑，这一原始内涵与道教“尊道贵德、济世利人”的核心思想天然契合。

追溯福文化的起源，其最初与远古祭祀活动相关，人们通过供奉祭品、祷告神灵祈求庇佑，而道教正是在吸纳远古巫术、鬼神崇拜等本土文化元素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将福文化的“祈福”诉求升华为系统的思想理论与实践体系。

道教以“道”为最高信仰，认为“道生万物”，福的获得源于对“道”的遵循与践行，这种将个体幸福与宇宙规律相联结的认知，赋予了福文化更为深厚的哲学底蕴。

笔者将从道教的起源与福文化的本源关联出发，梳理道教核心思想对福文化内涵的塑造，探讨不同历史时期道教引导人们追求幸福的路径，旨在从传统文化视角，厘清道教思想作为载体阐释福文化理念的内在逻辑，展现中华民族对幸福追求的历史延续与文化智慧。

一、道教的本土起源与福文化的本源契合

道教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积淀，其起源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道家思想、神仙信仰以及民间巫术活动。老子的《道德经》提出“道法自然”的核心命题，为道教思想奠定了哲学基础；庄子则进一步阐释了“逍遥游”的精神境界，将对个体精神自由的追求融入其中，这与福文化中“康宁”“自在”的幸福诉求相呼应。

西汉时期，神仙信仰盛行，方士阶层通过炼丹、祈福等活动满足人们对长寿、富足的向往，这些实践活动逐渐与道家思想融合，成为道教孕育的重要土壤。东汉时期，张道陵创立五斗米道，正式标志着道教组织的诞生，其教义中便包含“消灾除祸、赐福延年”的核心内容，将民间对福的朴素追求纳入宗教思想体系。

从文化本源来看，福文化与道教的契合源于二者对本土民生需求的共同回应。远古时期，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面临自然灾害、疾病侵袭等诸多生存挑战，对“福”的诉求集中体现为“长寿、康宁、丰衣足食”。道教立足本土文化语境，将福的获得与“积善累德”“顺应自然”相结合，摒弃了对神灵的盲目崇拜，强调个体主观能动性在求福过程中的作用。如《太上感应篇》开篇所言“祸福无门，唯人自召”，便清晰地指出福祸并非由外在神灵随意掌控，而是源于个体的行为选择。这种思想既延续了福文化“祈福避祸”的原始内涵，又赋予其“修身养性、积极向善”的价值导向，使道教与福文化形成了不可分割的本源关联。

笔者认为，道教的本土起源决定了其必然成为福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道教在吸纳本土文化元素的过程中，将福文化的朴素诉求升华为系统的思想与实践体系，而福文化也借助道教的传播获得了更广泛的受众与更持久的生命力。二者的本源契合，本质上是对中华民族“趋吉避凶、追求幸福”这一核心精神需求的回应，为后续道教思想对福文化内涵的深化奠定了基础。

二、道教核心思想对福文化内涵的系统塑造

道教以“道”为核心，衍生出“道法自然”“贵生养生”“积善累德”等重要思想，这些思想从不同维度塑造了福文化的内涵，使福文化从简单的“祈福避祸”升华为包含身心和谐、精神自由、社会向善的多元体系。

“道法自然”是道教思想的核心命题，也为福文化注入了“顺应规律”的幸福理念。道教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与规律，天地万物皆需遵循“道”的运行法则，人作为万物之一，其幸福的获得也必然源于对“道”的顺应。《道德经》言“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意为万物由道产生、由德滋养，遵循道的规律才能顺利成长。这一思想映射到福文化中，便是强调幸福并非强求而来，而是源于对自然规律、社会伦理、人体机能的顺应。如道教主张“少私寡欲”，认为过度追求物质财富会违背“道”的本质，反而招致灾祸，这与福文化中“富”并非单纯物质堆砌，而是“富足有度”的内涵相契合。

“贵生养生”思想则将福文化的“康宁”内涵推向深入。道教视生命为最宝贵的财富，认为“福”的首要前提是身心健全，这与《尚书·洪范》中“五福”之首的“寿”以及“康宁”诉求高度一致。道教提出了一系列养生理念与方法，如导引术、食疗、冥想等，旨在通过调养身心，实现“长生久视”的目标。道教认为，身心和谐是幸福的基础，若身体病痛、精神躁动，便无幸福可言。这种将个体健康与幸福直接绑定的认知，丰富了福文化的内涵，使“康宁”从单纯的“无病无灾”升华为“身心和谐、内外兼修”的生命状态。

“积善累德”思想则为福文化赋予了社会伦理维度的内涵。道教强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将个体幸福与道德实践相联结。《太上感应篇》载“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明确指出积善是获得福的重要路径。道教所倡导的“善”并非抽象的道德准则，而是具体的行为规范，如“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得，如己之得”等，这些规范将个体祈福的诉求转化为关爱他人、奉献社会的积极行为，使福文化从个体层面的精神追求扩展到社会层面的道德共建。

笔者认为，道教核心思想对福文化内涵的塑造具有系统性与深度。它以“道法自然”为哲学基础，确立了福的获得需遵循规律的认知；以“贵生养生”为实践路径，夯实了福的身心基础；以“积善累德”为道德准则，拓展了福的社会维度。三者相互关联，共同构建了道教思想中“福”的完整内涵，使福文化从朴素的民生诉求升华为兼具哲学性、实践性与社会性的文化体系。

三、不同历史时期道教引导幸福追求的路径演进

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道教不断调整自身的教义与实践形式，其引导人们追求幸福的路径也随之演进，始终与不同时期的社会需求相契合，成为传承福文化的重要纽带。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战乱频繁，人们面临着生存危机，对“康宁”“避祸”的需求极为迫切。道教在这一时期进一步完善了神仙体系与教义理论，葛洪的《抱朴子》系统阐述了炼丹成仙的思想，为人们提供了“通过修行获得长生福乐”的精神寄托。同时，道教团体积极开展济世活动，通过施药、祈福等方式帮助民众缓解苦难，以实际行动传递“福在向善、福在积德”的理念。这一时期，道教引导幸福追求的路径以“精神慰藉”与“实际救助”相结合为主，通过构建神仙信仰体系，为身处苦难中的人们提供了对未来幸福的憧憬，同时以济世利人的实践，让人们感受到当下的温暖与希望。

隋唐时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们对福的诉求从“避祸求生”转向“延年益寿、富足安康”。道教在这一时期得到统治者的推崇，地位显著提升，其教义也更加注重对个体身心修养的指导。孙思邈作为道教代表人物，不仅撰写了《千金要方》等医学著作，为人们提供了系统的养生方法，还提出“大医精诚”的医德准则，将“济人利物”视为获得福报的重要途径。同时，道教的福星崇拜逐渐兴盛，木星（岁星）作为福星的原始形象被进一步人格化，与禄星、寿星合称“三吉星”，成为人们祈福的重要对象。这一时期，道教引导幸福追求的路径更加多元化，既有养生实践的指导，又有神灵崇拜的寄托，还将道德实践与福报获得紧密结合，契合了盛世之下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多元追求。

宋元时期，道教流派纷呈，全真道、正一道等相继兴起，其教义更加贴近民间生活，引导幸福追求的路径也更具世俗性。这一时期，道教将福星崇拜与“天官赐福”的信仰相结合，认为农历正月十五上元节时，天官会降临人间赐福，这种信仰逐渐融入民间习俗，形成了赏花灯、祈福愿等传统活动。同时，道教劝善书大量涌现，如《文昌孝经》强调“孝子之门，鬼神护之，福禄畀之”，将“孝”与“福”直接关联，使福文化的道德内涵更加贴近家庭伦理。道教还通过民间庙会、道士讲经等形式，将福文化理念传播到基层社会，引导人们通过“行善尽孝、顺应自然”追求幸福。这一时期，道教与民间生活的结合更加紧密，成为福文化深入传播的重要媒介。

明清时期，道教进一步世俗化，其引导幸福追求的路径更加注重实用性与通俗性。民间道教活动更加丰富，如祈福法会、护身符佩戴等习俗广泛流行，这些活动将道教的福文化理念转化为具体的生活实践。同时，道教劝善思想与儒家伦理进一步融合，形成了“积善积德、忠孝两全”的幸福追求导向，强调个人幸福与家庭和睦、社会稳定的统一。这一时期，道教作为福文化载体的作用更加凸显，其思想理念通过民间习俗、文学作品等形式广泛传播，成为塑造中华民族幸福观的重要力量。

笔者认为，不同历史时期道教引导幸福追求的路径演进，体现了道教对社会需求的把握与适配。从魏晋时期的精神慰藉到隋唐时期的多元指导，再到宋元明清的世俗化实践，道教始终以福文化的核心诉求为导向，不断调整自身的表达与实践形式，使福文化的理念始终扎根于民间，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道教思想载体下福文化的当代价值与传承意义

在当代社会，人们对幸福的追求依然是核心精神需求，而道教思想作为承载福文化的重要载体，其蕴含的智慧对当代幸福观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从传统文化视角梳理道教思想与福文化的关联，并非宣扬宗教信仰，而是发掘其中蕴含的积极文化元素，为当代人追求幸福提供思想滋养。

道教“道法自然”的思想，对当代人缓解焦虑、实现身心和谐具有重要启示。当下社会，物质生活的丰富并未完全带来精神的富足，许多人因过度追求功利目标而陷入焦虑、迷茫。道教主张“顺应自然”“少私寡欲”，强调幸福并非源于外在物质的无限积累，而是源于内心的平和与自足。这种思想提醒当代人，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要尊重客观规律，合理设定目标，避免因盲目攀比、急功近利而损害身心康健，这与当代“健康生活、理性追求”的幸福理念相契合。

道教“积善累德”的思想，为构建和谐社会、培育积极价值观提供了文化支撑。福文化的核心并非个体的独享幸福，而是“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的统一，道教“济人之急，救人之危”的劝善理念，倡导人们将个人幸福与他人幸福、社会发展相联结。在当代社会，这种理念有助于培育利他精神、增强社会责任感，推动形成互助友爱的社会风尚，使幸福成为一种可共享、可传递的社会价值。

道教“贵生养生”的思想，对当代健康观念的塑造具有实践意义。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的重视程度日益提升，道教的养生理念强调“身心同养”，既注重身体的调养，也重视精神的放松，这与当代“全面健康”的理念相契合。道教的导引术、冥想等养生方法，经过科学整理后，可为当代人提供多样化的健康养生选择，助力人们实现“康宁”的幸福目标。

传承道教思想载体下的福文化，核心在于发掘其积极的文化内涵，摒弃封建迷信元素。我们可以通过整理道教经典中的福文化智慧、举办传统文化讲座、将福文化元素融入民间习俗等方式，让福文化的吉祥理念与积极价值得以延续。同时，要立足当代社会语境，对福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使其中蕴含的幸福智慧更好地适配当代人的精神需求。

笔者认为，道教思想作为承载福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其蕴含的幸福智慧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从传统文化视角阐释二者的关联，不仅有助于我们厘清福文化的历史脉络与丰富内涵，更能为当代人追求幸福提供有益的思想借鉴。传承和弘扬其中的积极元素，能够助力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幸福观，为社会和谐发展注入精神动力。

福文化专家观同简介：

观同，专注于传统福文化研究、传承与弘扬，现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民盟中央文化艺术研究院理事、北京皇家福文化博物馆馆长、一级美术师，爱新觉罗皇家写福文化第十一代传承人，福文化IP概念定义者、民盟中央福文化理论课题组长、传统文化学者、福文化学术专家、书画家、书画收藏鉴赏家。受聘担任多地政府、名胜景区和机构的福文化顾问；是中国福文化研究与传承领域的领军者，实践者。

观同构建了“写福、送福、说福、解福”为载体的福文化传播体系，通过学术研究、书法创作、公益活动、展览展示、主题讲座、IP联名、产业融合、文创研发等多种形式传播福文化。

1、观同以“说文解福”为主题，先后撰写发表了包括《浅论中国梦是中华福文化的时代阐释》、《发现幸福人生密码》、《浅析中华福文化的内涵与时代价值》、《福文化——跨越千年的民族共同追求》、《浅谈福文化赋能新时代城市文旅发展》、《中国建筑中的福文化》、《中国民俗中的福文化》等数十篇著作和文章，对中华福文化的历史脉络进行了全方位、体系化梳理和解读，为福文化的学术研究、当代传播以及创新应用提供了的理论参考。

2、观同以字为媒，写福传福，他创作书写的福字被刻在了八达岭长城、五岳名山（泰山、衡山、恒山、嵩山、华山）五台山、九华山、黄山、峨眉山以及雄安新区、终南山、崂山、北京康熙行宫等近百处世界级旅游文化景区，成为标志性的文化景观和传播福文化的载体、艺术丰碑，同时铸就了观同书法作品富有吉祥和灵气的文化内涵与传世收藏价值。他创作的《佛陀赐福》作为国礼镌刻成石碑代表中国赠送给尼泊尔蓝毗尼佛教大学永久驻立，为中尼两国文化交流做出贡献，也是中国“福”字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礼之福”走出海外，被尼泊尔驻华使馆文化中心聘为“中尼文化大使”。

3、作为首个提出并进行“福文化IP”概念定义的专家学者，观同以“文以致用”核心理念，创作构建了包括《天下第一等福气》、《南山之寿》、《关公赐福》、《五岳赐福》、《天下第一财》、《天下第一福运》《平安五福IP》系列等数十个独具深厚历史文化内涵的福文化IP，通过IP联名、文创开发进行产业创新实践；为福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文创衍生和IP构建起到了理论与实践的参考。

故宫博物院专家单国强评价其为“独树一帜、古今未见其二的写福大家”，他也被誉为“写福送福第一人”。观同以学术研究为根基、艺术创作为载体、产业融合为路径，推动福文化创新发展，成为理论与实践并行的福文化引领者，为传统福文化的传承弘扬起到示范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