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知道了。”
他合上报告，吐出三个字，像三块冰砸在我心上。
我识趣地告辞，走到门口，手刚碰到冰凉的门把手，身后却传来他低沉的声音：“老陈，等一下。”
我僵硬地转过身，他已快步走到我面前，避开所有可能的视线，迅速塞来一个鼓鼓的档案袋，用只有我们能听到的声音说：“别声张。”
01
九十年代末的夏天，内陆县城青阳的空气总是黏稠而滞重。
县委大院里那几棵上了年纪的梧桐树，叶子被晒得打了卷，无精打采地垂着，连蝉鸣都透着一股有气无力。
我叫陈国平，再过几个月就满五十了。
作为青阳县建设局的局长，我在这栋灰扑扑的办公楼里，已经度过了近十个年头。
我的办公室在三楼，不大，但位置很好，推开窗就能看到楼下那片小花园。
每天上班，泡上一杯酽茶，看着茶叶在玻璃杯里缓缓舒展、下沉，就好像看着我自己的人生，从最初的沸腾，渐渐归于平淡和沉寂。
我自认是个合格的“老黄牛”，算不上开拓进取，但绝对兢兢业业。
青阳县大大小小的工程项目，从图纸上的线条到地基里的钢筋，没哪个比我更清楚。
体制内生存的法则，我早已烂熟于心：话不说满，事不做绝，对上恭敬，对下和气。
这套哲学帮我安然度过了十年风雨，也让我成了县里公认的“老好人”。
但，这年夏天，一场突如其来的“官场地震”，将我安稳的池塘搅得天翻地覆。
原书记因为“身体原因”被一纸调令挪走了，具体什么“身体原因”，大家心照不宣。
一时间，整个县委大院都弥漫着一种诡异的氛围，人们走路都踮着脚，说话声音也小了八度，彼此交换着心照不宣的眼神，都在猜测牌桌将如何重洗。
悬念没有持续太久。
三天后，省里的红头文件下来了：新任县委书记，李浩。
这个名字很普通，但附在后面的履历却让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三十八岁，省委办公厅下来的，履历干净得像一张白纸，却又处处透着不凡。
所有人都明白，这是省里派下来“墩苗”的，更是派下来“清淤”的。
消息传开那天下午，副局长老张凑到我办公室，神秘兮兮地压低声音：“局长，听说了吗？新来的书记，来头不小啊。咱们建设局手头那个‘青阳湖’的项目，怕是要第一个被他盯上。”
我端着茶杯的手微微一顿，心里“咯噔”一下。
青阳湖生态开发区项目，是县里今年的一号工程，投资巨大，万众瞩目。
可越是这样的项目，水就越深。
尤其是项目的主要承包商，人称“王老板”的王金山，在青阳县经营了十几年，关系网盘根错节，几乎垄断了县里所有的大型基建。
他和前任书记的关系，更是公开的秘密。
我嘴上应付着老张：“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们按规矩办事，怕什么。”
心里却像压了一块铅。
真正让我如遭雷击的，是第二天我在县委宣传栏上看到的那张公示照片。
照片上的男人穿着白衬衫，寸头，面容坚毅，眼神锐利。
虽然岁月在他脸上刻下了棱角，褪去了青涩，但我还是一眼就认了出来。
李浩！
这个名字，这张脸，像一把尘封已久的钥匙，猛地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
二十多年前，我还在西北的戈壁滩上当连长，李浩就是我手下的一个兵，一个刚满十八岁的警卫员。
他来自农村，沉默寡言，性格倔得像头牛，但做事极其认真，站岗时能像一棵胡杨一样钉在那里几个小时不动弹。
我挺欣赏他那股劲儿，对他多有关照。
有一次他因为顶撞一个老兵油子被关禁闭，是我去求情把他捞了出来，告诉他：“军人要有骨气，但也要有脑子。”
他退伍的时候，是我亲手给他写的推荐信，还在他行囊里塞了两百块钱和一条“大前门”。
我清楚地记得，他红着眼眶给我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嘴唇哆嗦着，半天只说出三个字：“谢班长。”
从那以后，我们就断了联系。
我转业回了地方，在机关里摸爬滚滚，从一个小科员熬到了局长。
没想到，二十多年后，风水轮流转，当年那个跟在我身后，一口一个“班长”叫着的农村小子，竟以这种方式，成了我的顶头上司。
这个发现让我彻夜难眠。
惊喜？
或许有一丝。
但更多的是一种无法言喻的恐慌和不安。
身份的巨大落差像一道鸿沟横亘在我们之间。
他会念及旧情吗？
还是会为了避嫌，刻意疏远我？
甚至，为了在新地方迅速立威，拿我这个“故人”开刀？
“杀熟”，在官场上并不少见。
接下来两天，我活在一种极度的煎熬里。
我不敢向任何人透露我与李浩的这层关系，只能默默听着同事们对他的各种猜测。
有人说他眼里不揉沙子，有人说他上任前就调阅了县里所有重大项目的卷宗。
每多听一句，我心里的石头就更沉一分。
该来的终究会来。
新书记上任第三天下午，我正在办公室核对青阳湖项目的季度预算报告，桌上的红色电话机刺耳地响了起来。
是书记秘书打来的。
“陈局长吗？李书记请您三点钟到他办公室来一趟，带上青阳湖项目的所有资料，重点汇报一下项目进展和资金使用情况。”
秘书的语气客气，但不容置疑。
我放下电话，感觉手心已经全是冷汗。
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两点三十五分。
我还有二十五分钟的时间，去迎接一场不知福祸的“鸿门宴”。
从我的办公室到县委书记办公室，不过是穿过一条走廊，再上一层楼的距离。
这条路我走了无数遍，熟悉到闭着眼都能摸到门。
但今天，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虚浮无力。
走廊里光线昏暗，两旁的墙壁上挂着些廉政宣传画，上面的人物笑得一脸僵硬。
我仿佛能听到自己“咚咚”的心跳声，在空旷的楼道里回响。
书记办公室的门虚掩着。
我整理了一下有些发皱的衣领，深吸一口气，抬手敲了敲那扇厚重的木门。
“请进。”
声音低沉，有力，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是我记忆中那个年轻士兵绝不会有的语调。
我推门进去，一股混杂着新家具木料和淡淡墨香的气息扑面而来。
办公室还是那间办公室，但陈设已经焕然一新。
红木的办公桌宽大得像一张床，后面坐着的，正是李浩。
他穿着一件朴素的白衬衫，袖子挽到手肘，露出结实的小臂。
寸头，眉眼间的轮廓比二十年前更加深刻，像刀刻的一样。
他没有戴眼镜，一双眼睛黑而亮，锐利的目光从我推门进来的那一刻，就牢牢地锁定了我。
那眼神里没有丝毫“故人相见”的温度，只有审视和探究，像外科医生手里的手术刀，精准而冰冷。
“书记，您找我。”
我躬着身子，小心翼翼地把称呼从心底的“李浩”换成了嘴上的“书记”。
“嗯，国平同志，坐吧。”
他指了指办公桌对面的椅子，语气平淡得像在谈论天气。
“国平同志”四个字，瞬间给我和他之间划开了一条清晰的界线。
我心里最后一丝侥幸也烟消云散。
我拘谨地在椅子前坐下，只敢坐三分之一，后背挺得笔直，像个等待训话的新兵。
他没有立刻开口，而是沉默地翻看着我带来的那厚厚一摞材料。
办公室里静得可怕，只有纸张翻动的“沙沙”声，和墙上挂钟秒针走动的“咔哒”声。
每一声，都像一记重锤，砸在我的神经上。
我额头开始冒汗，后背的衬衫也渐渐被冷汗浸湿，紧紧贴在皮肤上，又湿又凉。
我不敢抬头看他，只能盯着自己放在膝盖上的、因紧张而微微颤抖的双手。
时间仿佛被拉长了。
大概过了十分钟，也可能是一个世纪那么久，他终于合上了文件。
“说说吧。”
他身体向后靠在宽大的椅背上，十指交叉放在桌上，目光如炬地看着我，“就从青阳湖项目开始。招标流程，资金预算，施工进度，一五一十，说清楚。”
我清了清干涩的喉咙，开始汇报。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将早已烂熟于胸的数据和情况一一说明。
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客观，不带任何个人情绪。
但他显然不打算让我轻松过关。
02
“等一下，”我刚说到招标环节，他突然打断我，“报告上说，这次中标的是‘青阳建筑公司’，也就是王金山的公司。据我所知，县里有资质的建筑公司不止一家，为什么最后是他中标？招标过程公开透明吗？有没有相关的会议纪要和评委打分记录？”
一连串的问题，又快又急，像密集的子弹。
我心里一紧，这些正是青阳湖项目最敏感的地方。
王金山能中标，背后有多少运作，人人心中有数。
可这些都是潜规则，没人会摆在台面上说。
“书记，招标过程是完全符合程序的。”我硬着头皮解释，“我们组织了公开招标会，由县里相关部门的专家组成了评审委员会，综合评分，青阳建筑公司得分最高。”
“评分原始记录带来了吗？”他追问。
“……在局里档案室存档。”我没想到他会问得这么细。
“嗯。”他鼻子里发出一声意味不明的轻哼，继续道，“预算方面，报告里提到，因为地质勘探问题，初期土方工程的预算超支了百分之十五。这个超支是怎么产生的？有没有经过重新论证和审批？”
“报告书记，这主要是因为……”我艰难地组织着语言。
所谓的“地质勘探问题”，不过是王金山用来追加预算的惯用伎俩，前几任领导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批了。
我怎么跟他解释这其中的门道？
我的每一次回答，他都只是静静地听着，不置可否，但那双眼睛里的审视意味却越来越浓。
我感觉自己像一个没穿衣服的人，站在寒风里，每一个毛孔都被他看得清清楚楚。
他问的问题，句句都打在七寸上，精准地戳向那些我明知有问题、却又无力改变的灰色地带。
我汗流浃背，汇报得口干舌燥。
我开始意识到，他不是不了解情况，他恐怕比我还了解。
他今天叫我来，根本不是为了听汇报，而是为了进行一场压力测试，一场单方面的“审问”。
他想看看我会如何粉饰，如何遮掩，如何为那些不合规矩的事情辩护。
我的心，一点一点地凉了下去。
从最初的忐忑不安，到此刻的如坠冰窟。
我明白了，他这是要拿我开刀，拿建设局开刀，拿这个全县瞩目的青阳湖项目，来祭他新官上任的第一面旗。
什么二十多年的旧情，什么老班长，在绝对的权力和政治前途面前，根本一文不值。
或许，他正因为了解我，才更要把我这个“故人”踩下去，以向全县上下展示他的六亲不认、铁面无私。
汇报在压抑得令人窒息的氛围中结束了。
我讲完了最后一个字，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
李浩沉默地看着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那张曾经在我记忆中带着少年倔强的脸，此刻只剩下属于权力者的冷漠和威严。
他终于合上了我的报告，往桌子上一放，发出一声沉闷的轻响。
然后，他看着我，一字一顿地吐出三个字：
“知道了。”
没有一句肯定，没有一句批评，甚至没有一句“辛苦了”。
这三个字，比任何严厉的斥责都更让我感到绝望。
它意味着谈话结束，意味着我的辩解和汇报在他看来毫无意义，更意味着，我的命运已经被他宣判。
我心凉了半截，不，是彻底凉透了。
我机械地站起来，因为坐得太久，腿脚一阵发麻。
我朝他深深地鞠了一躬，声音沙哑地说：“书记，那……那我先回去了。”
我不敢再看他的眼睛，转身，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向门口。
每一步，都像在走向自己的断头台。
我几乎已经能预见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一纸调令，把我调去某个养老的闲散部门；或者更糟，纪委的人会很快找上门，从青阳湖项目入手，把我这个“老好人”当成腐败典型，杀鸡儆猴。
我走到门口，手已经握住了那冰凉的金属门把手。
就在我准备拉开门，结束这场噩梦的时候——
身后，传来了他低沉的声音。
“老陈，等一下。”
那一声“老陈”，让我的身体瞬间僵住。
这个称呼，既不像“陈局长”那样公事公办，也不像“国平同志”那样带着审视的疏离。
它普通，家常，却像一颗小石子投入我早已冰封的心湖，激起了一圈微不可察的涟漪。
我僵硬地、缓缓地转过身。
李浩已经从那张巨大的办公桌后站了起来。
他没有走向我，而是先不着痕迹地瞥了一眼窗外和紧闭的房门，然后才迈开步子。
他身材高大，几步就走到了我面前，挡住了我身后的门，也挡住了走廊里可能投来的任何视线。
刚才还隔着一张桌子的距离消失了。
我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烟草味，看到他白衬衫领口那颗没扣的扣子。
他的眼神变了。
那冰冷的、锐利的审视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其复杂的情绪——有军人式的果决，有久别重逢的感慨，有深深的凝重，甚至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交付信任的期盼。
这一切变化，都发生在短短几秒钟之内。
他动作极快地，将一个厚实的牛皮纸档案袋塞进了我手里。
那袋子入手很沉，鼓鼓囊囊的，边缘被磨得有些毛糙。
“别声张。”
他用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极快地说了这三个字。
声音压得很低，却字字清晰，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
我大脑一片空白，几乎是出于本能，下意识地将那个档案袋紧紧攥住，然后迅速塞进了我随身带来的公文包里。
公文包的拉链拉上时，发出“刺啦”一声轻响，在这寂静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刺耳。
“回去吧。”他又恢复了那副冷淡的表情，退后一步，拉开了与我的距离，仿佛刚才的一切从未发生。
我浑浑噩噩地“嗯”了一声，拉开门，逃也似的离开了那间让我几乎窒息的办公室。
回到三楼我自己的办公室，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反锁上门。
后背靠在冰凉的门板上，我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心脏在胸腔里狂跳，像要挣脱束缚冲出来一样。
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窗外的蝉鸣和我的喘息声。
阳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我走到办公桌前，颤抖着手，从公文包里取出了那个牛皮纸档案袋。
袋子没有封口，只是用一根线绳简单地缠着。
我的手指因为紧张而有些不听使唤，解了好几次才把那根线绳解开。
我深吸一口气，将里面的东西倒在了桌面上。
没有我想象中的批评文件，更没有处分决定。
03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两套账本。
一套是我刚刚提交上去的“青阳湖项目”官方账本的复印件，上面的每一笔款项都“合规合法”，天衣无缝。
而另一套，则是一个用普通笔记本手抄的隐秘账本。
字迹潦草，但条理清晰。
上面用红笔和黑笔，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一笔笔触目惊心的数字。
每一笔被虚报的工程款，每一批被偷换的建材，每一笔用于“打点关系”的灰色支出……都被清晰地标注出来。
最让我心惊的是，许多款项的最终流向，都用一个箭头，指向了同一个名字——王金山。
除了账本，还有几张照片。
照片显然是偷拍的，画面有些模糊，光线也很昏暗。
但依然能清晰地辨认出，在一家看起来十分奢华的私人会所里，王金山正满面红光地举着酒杯，与他对饮的，赫然是县里其他几个关键部门的“一把手”。
他们的笑容里，满是酒酣耳热的熟稔与默契。
而在这一堆材料的最底下，压着一张小小的便签。
纸是普通的工作便签纸，但上面的字迹，却刚劲有力，笔锋锐利，带着一股军人特有的杀伐之气。
我一眼就认出，那是李浩的字。
当年他在部队里出黑板报，就是这种字体。
便签上只有短短几行字：
“老班长，当年您教我，军人不能说假话。现在我是党员，更不能。青阳县的水，比我们脚下的湖还深。我刚来，人生地不熟，耳目皆无，这盘棋，只能请您帮我下了。这是我利用在省里的关系，花了两天时间，从侧面查到的一些线索。
他们都在盯着我，也一定在盯着你。办公室里那番话，是说给墙外的耳朵听的。
万事小心。”
没有落款，但最后那句“万事小心”，每一个字都仿佛带着千钧的重量。
我呆呆地看着那张便签，手里捏着那些冰冷的账本和照片，一股热流猛地从心底涌上眼眶。
原来是这样！
原来办公室里那一个小时的冷漠、刁难、审问，全都是演戏！
他是演给那些遍布在县委大院里的、王金山的“眼睛”和“耳朵”看的。
他用这种方式，向所有人宣告了他与我这个“故人”的决裂，让我成了最不可能与他联手的人。
他不是不信任我，恰恰是因为他把我当成了在这浑浊的青阳县里，唯一一个可以无条件信任的人，才用了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方式，将他的身家性命和政治前途，都压在了我这个“老班长”的身上。
他不是要整我，他是要和我并肩作战！
我拿起那张便签，手指抚过“老班长”三个字。
这个已经二十多年没人叫过的称呼，此刻却像一道惊雷，劈开了我近五十年来被世故和圆滑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内心，露出了里面那个曾经也热血沸腾、也想有所作为的自己。
窗外的阳光不知何时变得明亮起来，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在桌上投下一道道金色的光柱，正好照亮了那张写着“军人不能说假话”的便签。
我看着桌上那堆沉甸甸的材料，意识到这已经不仅仅是李浩一个人的战斗。
从他把这个档案袋塞到我手里的那一刻起，我也被卷入了这场风暴的中心。
退，是安稳的退休生活，但内心将永无宁日。
进，是万丈深渊，前途未卜，甚至可能身败名裂。
我缓缓地、郑重地将账本、照片和那张便签重新装回档案袋。
然后，我走到窗边，推开窗户。
一股夹杂着泥土和草木清香的夏风吹了进来，吹散了满室的压抑。
我看着楼下那片生机勃勃的小花园，心里前所未有的清明。
李浩，我的兵。
你把你的后背交给了我，我这个老班长，又怎么能让你失望？
那个夜晚，我彻夜未眠。
妻子见我翻来覆去，关心地问我：“国平，是不是工作上遇到难事了？我看你从下午回来脸色就不好。”
我看着妻子鬓边不知何时生出的几缕白发，看着墙上挂着的我们一家三口的合影，照片上，刚上大学的儿子笑得一脸灿烂。
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攫住了我。
我快五十岁了，我有一个安稳的家，一份体面的工作，再熬几年就能平平安安地退休，拿着退休金，含饴弄孙。
我真的要为了一个二十多年未见的“兵”，去赌上这一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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