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关露传》、《潘汉年传奇》、《延庆胡氏家谱》、新华社档案、《关露自传》、《关于关露同志平反的决定》、中央组织部档案等史料文献
注：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82年3月23日上午10时30分，北京朝内大街203号，一间仅有十二三平米的筒子楼里。
75岁的关露半身瘫痪在床，面色苍白，呼吸急促。
这个曾经才华横溢的女作家，此时已经是白发苍苍，满脸皱纹，身体因长期疾病而显得异常消瘦。
房门被轻轻推开，三名身着中山装的工作人员鱼贯而入。其中一人手持红色文件夹，另外两人分列两侧，表情庄重肃穆。
"关露同志，我们是中共中央组织部派来的工作人员。现在向您宣读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关露同志平反的决定》。"
工作人员清了清嗓子，打开文件夹，开始一字一句地宣读：
"经查，关露同志原在上海作文化工作，一九三九年秋开始为党作情报工作。一九四二年春由组织派她到日本大使馆和海军报道部联合主办的《女声》杂志社工作，收集日伪情报。关露的历史已经查清，不存在汉奸问题，特殊时期中对其拘留审查是错误的，应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撤销公安部一九五七年二月《对关露的审查结果与处理意见的报告》；撤销和推倒强加于关露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
每一个字都如重锤般敲击着关露的心。
43年了，整整43年的汉奸骂名，10年的牢狱之灾，无数个夜晚的痛苦煎熬，终于在这一刻得到了昭雪。
关露的手开始颤抖，浑浊的泪水顺着深陷的眼窝滑落，滴在了病床上的白色被单上。
她努力地想要坐起来，但身体的病痛让她只能勉强撑起半个身子。
"真的...真的平反了..."
关露的声音颤抖着，带着一种难以名状的激动，"我盼的就是这一天...我中风后几次想到死，可一想到汉年的冤狱还没平反，泼在他身上的脏水还没洗干净，我就想，我得活下去，我得替他等到那一天..."
工作人员将平反决定书放在床头柜上，又详细解释了后续的待遇恢复和工作安排。
关露被定为文艺11级，补发了一万多元的工资。
组织上还为她安排了专门的医疗照顾，并表示要为她的后半生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
那一刻，病房里所有人都以为，这位饱经磨难的老人终于可以安享晚年了。
平反昭雪，名誉恢复，还有组织的关怀和老友的陪伴，一切似乎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然而，当1982年12月6日的清晨，当陈慧芝推开关露住处的房门时，却发现这位等待平反43年的女人静静地躺在床上，已经永远闭上了眼睛。
床头柜上那瓶安眠药已经空了，她在得到组织正式认可后的第258天，做出了一个谁都没有预料到的选择。
【一】书香门第的才女养成
关露，原名胡寿楣，1907年7月14日出生于山西省右玉县的一个官宦家庭。
按照《延庆胡氏家谱》记载，关露原籍北京延庆区，属延庆永宁胡氏十五世后裔。
其父胡元陔为十四世，是清朝光绪年间的举人，曾在山西担任七品知县，按古谚"生女亦可壮门楣"之意，给长女取名"楣"，又按家谱排行的"寿"字，故名寿楣。
胡氏家族在延庆永宁镇是有名的书香门第。
据家谱记载，永宁镇素有"南胡、北聂、东赵、西池、韩半城"之说，胡家门前曾悬挂"九世贡元""十代文魁"两块匾额。
仅清朝一代，延庆共有5人中进士，胡家便有一位；有29人中举人，胡家就有9位。
关露的曾祖父胡先达更是道光二年进士，曾任江苏溧阳、武进、吴江知县，后升知府分发贵州，创建书院，办学育人。
关露的母亲徐绣凤出身同样不凡，毕业于中国第一所女子学校——旅宁中学，能写古文，擅长书法，还精于刺绣。
在那个女子大多不识字的年代，徐绣凤的文化素养在当地颇为少见。
然而，书香门第的优渥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
1915年，关露8岁时，父亲胡元陔因病去世。
失去家庭支柱的胡家顿时陷入困顿，全家的生活重担都落在了徐绣凤一人肩上。
为了维持生计，她白天在当地小学做教员，晚上抄写公文获得微薄报酬，有时还要靠刺绣贴补家用。
尽管生活艰难，徐绣凤对两个女儿的教育从未松懈。
关露每天白天上小学，晚上回家后，母亲就亲自教她古文、古诗，督促她学习作文和旧体诗。
在母亲的悉心教导下，关露从小就展现出对文学的浓厚兴趣和非凡天赋。
1923年，16岁的关露遭遇了人生中的第二次重大打击——母亲徐绣凤病逝。
失去双亲的关露和妹妹胡绣枫只能跟着外祖母投靠湖南长沙的表舅父。
可生活实在无着，不久后又不得不跟随外祖母来到南京，与二姨妈一同居住。
在二姨妈家，关露面临着人生的第一次重要选择。
二姨妈很想让关露嫁一个好人家，曾经安排她与一位银行经理相亲。
然而，深受母亲影响的关露坚决反对包办婚姻，她认为读书上学才是女子的出路，而不是依附于男人。
1927年，20岁的关露带着妹妹胡绣枫离家出走，来到上海寻求新的生活。
在上海，她们遇到了刘道恒，一位曾经的同盟会会员，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刘道恒对关露姐妹的遭遇深表同情，因为他年轻时也曾抗拒过家庭包办婚姻。
他毫无条件地承担了姐妹俩的生活费用和学费。
在刘道恒的资助下，关露先后考入上海法学院和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
1928年入学时，她先进哲学系，后来发现自己对文学更感兴趣，便转入文学系。
在中央大学的几年里，关露如饥似渴地阅读中外名著，开始尝试诗歌和小说创作。
1930年初，关露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她的故乡》在南京《幼稚周刊》上发表，正式宣告她踏入了文学圈。
这篇小说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一个女孩对故乡的思念，语言朴实真挚，情感真切动人，在文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关露在进步同学钟潜九的影响下，参加了上海妇女抗日反帝大同盟。
她开始在女工中间开展宣传教育工作，教授她们识字读书，编写抗日板报，承担起中共基层组织的宣传任务。
1932年春，经过组织考察，关露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这一年对关露来说意义重大，不仅确立了她的人生信仰，也为她后来从事地下工作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左联工作期间，关露参加了创作委员会诗歌组，与穆木天、柳倩、任钧、许幸之、杨骚、艾青等著名诗人经常接触。
她还参与了《新诗歌》杂志的编辑工作，发表了《马达响了》《童工》《织绸女工》等反映工人生活的诗作。
1933年5月，著名左翼作家丁玲被国民党秘密绑架后，关露接替了她在左联创作委员会的工作。
此时的关露社会活动日益增多，不仅参加了"苏联之友社"，还到外围组织"文学研究社"为爱好文学的青年讲授写作问题，经常为《妇女生活》等进步刊物撰稿。
1934年，27岁的关露出版了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这部作品收集了她多年来的诗歌创作精华。
诗集一经面世就引起轰动，关露也因此在上海文坛声名鹊起，与潘柳黛、张爱玲、苏青并称为"民国四大才女"。
1937年，关露达到了文学创作生涯的巅峰。
这一年，她应上海明星电影公司编导沈西苓之邀，为电影《十字街头》创作了主题歌《春天里》。
这首由贺绿汀谱曲的歌曲，以其朴实的歌词和优美的旋律，迅速传遍大江南北，至今仍被人们传唱：
"春天里来百花香，郎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
就在关露的文学事业如日中天时，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
上海很快沦为"孤岛"，关露开始闭门谢客，潜心创作长篇小说《新旧时代》。
【二】香港密会改变命运
1939年11月的一个夜晚，关露正在自己的寓所里修改长篇小说《新旧时代》。
这部作品已经进入最后的修改阶段，关露对这部凝聚了自己多年心血的作品寄予厚望，希望能通过它来反映时代的变迁和人民的苦难。
就在她全神贯注于修改工作时，突然有人敲门。
来人递给她一份加急电报，电报内容简洁明了："速去香港找小廖接受任务。"
署名是叶剑英，"小廖"指的是时任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负责人的廖承志。
关露看着这份电报，心中涌起一种预感——这份看似简单的电报，将彻底改变她的人生轨迹。
作为一名地下党员，她明白组织的召唤意味着什么，尽管心中有些不舍，但她还是放下手中的稿件，开始收拾行装。
第二天，关露就踏上了南下香港的轮船。
经过一天的航行，她抵达了香港。按照约定的时间和地点，关露来到九龙的一间普通旅馆。
在旅馆的一间客房里，关露见到了廖承志。
廖承志个头不高，戴着一副眼镜，说话时总是带着温和的笑容。
除了廖承志，房间里还有另外一个人，他身材中等，面容清瘦，眼神深邃，给人一种沉稳可靠的感觉。
"关露同志，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潘汉年同志。"廖承志指着那个陌生男子说道。
关露对潘汉年这个名字并不陌生。
她知道这是中共地下工作系统的重要人物，负责统战和情报工作。能够见到这样的人物，说明这次任务的重要性和机密程度。
寒暄过后，三人在房间里坐下，开始了一次改变历史的秘密谈话。
潘汉年开门见山地说："关露同志，组织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派你回上海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你需要打入汪伪特工总部，接近李士群，了解他的真实思想动态，争取在适当时机进行策反。"
听到这个任务，关露的心猛地一沉。
李士群是什么人，她太清楚了。
那是汪伪政权76号特工总部的头子，手上沾满了抗日志士的鲜血，是人人唾弃的大汉奸。
要她去接近这样的人，就意味着要背上汉奸的骂名，与她多年来建立的进步文人形象完全对立。
看出关露的犹豫，廖承志解释道："我们之所以选择你，是因为你有一个独特的优势。妹胡绣枫与李士群有过一段特殊的渊源，这为你接近他提供了可能。"
你妹
原来，1933年李士群因为协助中共特科完成一次秘密行动，被国民党中统逮捕入狱。
当时李士群的妻子叶吉卿正怀着身孕，无家可归，是胡绣枫毫不犹豫地把她接到家中悉心照料。
李士群出狱后，也在胡绣枫家居住了一段时间，受到了热情的款待。
这份在最艰难时期的友情，让李士群夫妇将胡绣枫视为救命恩人。
"本来组织是准备派妹胡绣枫去执行这个任务的，"潘汉年继续说道，"但她现在在重庆有其他重要工作，无法脱身，所以选择了你。作为胡绣枫的姐姐，你与李士群也算熟识，这为接近他提供了便利。"
你妹
关露沉默了很久。她明白这个任务的重要性，也理解组织的安排。
可是她同时也清楚，一旦接受这个任务，她就要放弃现在的一切——文学声誉、社交圈子、甚至爱情，去扮演一个人人唾弃的汉奸角色。
看出关露内心的挣扎，潘汉年的声音变得更加严肃：
"关露同志，这个任务确实很特殊，也很危险。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从接受任务的那一刻起，外界会把你视为汉奸，会用最恶毒的语言攻击你。但是你绝对不能为自己辩护，一旦辩护，就会暴露身份，不仅任务失败，你的生命也会受到威胁。"
"千万要注意，"潘汉年再次强调，"你在那里要多用眼睛和耳朵，少用嘴巴。今后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要辩护，就糟了。"
关露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慢慢地点了点头："我明白了。我不辩护。"
就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女作家，为了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决定踏上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
从那一刻起，她的名字将与"汉奸"、"特工"、"间谍"这些词汇紧紧联系在一起。
在离开香港之前，关露还做了一件事。
她去见了王炳南，这个在她心中占据重要位置的男人。
王炳南时任中共南方局宣传组重要成员，长期在重庆从事统战和外交工作。
两人相识于1937年，王炳南来上海执行任务时，关露负责掩护他。
王炳南比关露小两岁，相貌堂堂，风度翩翩，在文学和哲学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
两人初次见面就有相见恨晚之感，一次长谈后，王炳南还拿出关露的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让她签名。
告别王炳南时，王炳南送给她一张照片，背面写着："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而关露则将珍藏的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送给了他。
握手道别时，关露的眼中有些湿润，她知道这一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见。
1939年12月，关露回到了上海。
从香港回来后的第三天，中共地下党联络员吴成方就按照上级指示与关露接上关系，传达了具体的行动方案，要她尽快与李士群建立联系。
【三】深入76号魔窟
76号，这个地址对于沦陷区的人民来说，是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名字。
它位于上海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是汪伪政权特工总部的所在地，也是日伪统治者镇压抗日力量的重要工具。
76号的全称是"汪伪国民政府特务工作委员会特务总部"，成立于1939年5月，由投靠日寇的李士群负责。
这里关押着大量的抗日志士和进步人士，每天都在上演着惨无人道的酷刑和屠杀。
关露要打入这个魔窟，其难度和危险程度可想而知。
首先，她必须彻底改变自己的形象和身份。
从一个进步的左翼作家，变成一个贪图享乐的时髦女子；从一个抗日志士，变成一个投靠汪伪的汉奸文人。
为了完成这个转变，关露做了全面的准备。
她改变了自己的穿着打扮，开始穿着时髦的旗袍，化精致的妆容，出入高档的娱乐场所。
她还专门学习了交际花的言行举止，以便能够自然地融入李士群的社交圈。
1940年初的一天，关露来到了李士群在愚园路1136弄的住所。
这里是汪精卫、周佛海、李士群等汉奸头目在上海的聚居地，被人们称为"汉奸巢穴"。
见到关露时，李士群显得很高兴。
他对胡绣枫一家的恩情始终念念不忘，而关露作为胡绣枫的姐姐，自然也得到了他的礼遇。
李士群的妻子叶吉卿更是热情地招待关露，两人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为了取得李士群夫妇的完全信任，关露经常陪叶吉卿逛商场、看戏、参加各种社交活动。
她们一起出入高档饭店，参加汪伪政权举办的文艺晚会，在公开场合频频露面。
这些活动的消息很快传遍了上海滩。
关露"投靠汪伪特务"的消息不胫而走，在文艺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昔日的同事和朋友们听到这个消息后，都感到难以置信，继而是愤怒和鄙视。
左联的负责人找到主管诗歌工作的蒋锡金，明确告诉他："关露今后不要让她参加我们的活动了。"
从那以后，上海文艺界的许多人都对关露侧目而视，一谈到她的名字，甚至要往地上吐唾沫。
有一次，蒋锡金在路上偶遇关露，两人简单地聊了几句。
分别时关露握着蒋锡金的手说："我没去过你的家，你的家在什么地址我全忘了。"
这句话表面上是客套，实际上是在暗示蒋锡金，她不想牵连任何人，希望大家都与她保持距离。
面对昔日朋友的冷眼和社会的唾弃，关露的内心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她都会想起潘汉年的话："今后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要辩护，就糟了。"
尽管心如刀割，关露还是严格遵守着组织的纪律，从未为自己进行过任何辩护。她把所有的委屈和痛苦都深深地埋在心里，继续扮演着汉奸的角色。
在与李士群的接触中，关露逐渐了解了他的性格特点和内心想法。
李士群虽然投靠了日寇，但内心深处仍然保留着某种民族情感。
他对汪精卫政权的前途并不乐观，也担心日本战败后自己的下场。
关露敏锐地抓住了李士群的这种心理，开始有意无意地在他面前表露一些对时局的担忧。
她从不直接谈论政治，而是通过一些生活细节和社会现象，逐渐影响李士群的思想。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关露成功地获取了李士群的信任。
李士群经常在她面前谈论76号的工作情况，无意中透露了许多重要的军事和政治信息。
每次从李士群那里听到这些情报，关露都会暗暗记在心里，回家后立即整理成书面材料，通过秘密渠道传递给潘汉年。
1942年2月的一天，一个重要的时刻到来了。
经过关露的牵线搭桥，潘汉年决定与李士群进行直接接触。这次会面安排在李士群的家中，地点就是愚园路1136弄。
那天傍晚，潘汉年在袁殊的陪同下，来到了李士群的住所。
这是两个曾经的同志、现在的对手之间的历史性会面。
见到潘汉年，李士群显得有些激动，也有些得意。
他笑着对潘汉年说："过去当共产党时，常说要夺取政权，我现在已经夺得政权了。而你呢，现在在新四军担任什么职务呢？"
潘汉年没有被李士群的挑衅激怒，而是平静地回应道：
"士群兄，我们今天不是来比较谁的地位高低的，而是要谈谈如何为中华民族的前途考虑。"
经过深入的交谈，李士群同意为共产党提供一些帮助。
他表示："贵党和新四军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我尽力而为，希望你们对我也多加帮助。"
这次会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从此以后，新四军经常能够提前获得日伪军的清乡、扫荡计划，在反扫荡作战中占尽先机。
许多中共干部也在李士群的暗中保护下，安全通过封锁线进入解放区。
时任江苏省委重要职务的刘晓等一大批中共干部，都是在李士群的帮助下成功转移的。
然而，这些重要的情报成果，都是用关露的名誉和尊严换来的。
她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甚至连自己的亲友都对她敬而远之。
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关露曾经写信给妹妹胡绣枫，用暗语表达了自己的苦闷："我想到'爸爸、妈妈'身边去，就是不知道'爸爸、妈妈'同意吗。"这里的"爸爸、妈妈"指的是延安和解放区。
胡绣枫收到信后，立即向邓颖超汇报了此事。
没多久，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就找到胡绣枫，转达了组织的决定：关露现在的工作更重要，应该继续留在上海。
得到这个答复后，关露只能继续忍辱负重，坚持完成组织交给她的任务。
【四】《女声》杂志社的暗战
1942年5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加紧了对华的文化侵略。
日本军部在华新办了许多中文刊物，企图通过文化渗透来瓦解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
《女声》杂志就是其中的重要一份。
《女声》是由日本驻华大使馆和日本海军陆战队情报部联合主办的中文月刊，表面上是一份面向女性读者的文学杂志，实际上是日本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
杂志社设在上海，招聘了一批汉奸文人担任编辑和撰稿人。
根据组织的新安排，关露需要打入《女声》杂志社，担任编辑工作。
这个任务比在76号更加复杂，因为她不仅要收集情报，还要接触日本左翼人士，尝试与日本共产党的国内成员建立联系。
关露成功应聘到《女声》杂志社后，被安排负责文学栏目的编辑工作。
杂志社的社长是一个叫佐藤俊子的日本左翼女作家，此人思想相对开明，这为关露的工作提供了一定的便利。
在《女声》工作期间，关露表面上配合日方的宣传需要，实际上却尽可能地在文章中夹带反战内容。
她巧妙地利用编辑权限，刊登一些暗含爱国情怀的文章，培养和发掘了一批进步的文学青年。
关露还在杂志上发表了长篇小说《黎明》，这部作品以沦陷区的生活为背景，表面上歌颂"大东亚共荣"，实际上却暗含着对侵略者的控诉和对光明未来的憧憬。
熟悉关露的人读后都能感受到字里行间的真实情感。
通过在《女声》的工作，关露成功地接触到了一些日本左翼人士。
她通过佐藤俊子的介绍，认识了几个有反战思想的日本知识分子。
在与他们的交往中，关露小心翼翼地试探他们的政治倾向，寻找与日本共产党建立联系的可能。
1943年8月，一个更大的考验降临了。
日本军部决定在东京召开"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企图通过这个文学界的盛会来宣传"大东亚共荣圈"的理念。
《女声》杂志社作为重要的中文刊物，被要求派遣代表参加这次大会。
经过内部商议，杂志社决定派关露作为中国代表赴日参会。
这个消息对关露来说如同晴天霹雳。
如果出席这次大会，她将以"汉奸文人"的身份在国际舞台上公开亮相，照片和发言会被各大报纸刊登，传遍全中国。
到那时，她的"汉奸"身份就真的铁证如山，永远洗刷不掉了。
就在关露内心极度挣扎的时候，潘汉年派人给她送来了一封密信。
信中要求她利用这次赴日的机会，完成一个重要的秘密任务——与日本的秋田教授建立联系，帮助中共与日本共产党建立沟通渠道。
原来，当时在中国的日共重要人士野坂参三与日本国内的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希望通过秋田教授恢复联络。
而恰好秋田教授就在关露的日本朋友圈子中，这为完成任务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为了党的事业，关露最终决定承受这个巨大的牺牲。
1943年8月15日，她踏上了前往东京的航班，参加了为期一周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在大会上，组织方原本安排关露发表题为《大东亚共荣》的演讲，但关露坚决拒绝了。
她自己选择了《中日妇女文化交流》这个相对中性的题目，在演讲中尽可能地避免了露骨的媚日内容，算是在汉奸身份的掩护下坚守了一个爱国者的最后底线。
会议期间，关露成功地与秋田教授取得了联系，并按照组织的要求，将重要的联络信件交给了他。这次秘密接触为后来中共与日共的联系起到了重要作用。
然而，当1943年8月那个炎热的夏日，当关露手持会议代表证站在东京会场主席台上时，她的照片和发言被日本各大报纸刊登，并很快传回中国，没有人会想到，这个看似彻底堕落的"汉奸文人"，实际上正在为民族解放事业承受着怎样巨大的痛苦和牺牲。
关露从日本回到上海后，各大报纸都刊登了她参加"汉奸文人大会"的消息。
《时事新报》发表文章恶毒攻击："关露又荣膺了代表之仪，绝无廉耻地到敌人首都去开代表大会，她完全是在畸形下生长起来的无耻女作家。"
类似的报道铺天盖地，关露的名字与"汉奸"、"无耻"、"卖国"等词汇紧紧联系在一起。
曾经崇拜她的文学青年纷纷表示失望，昔日的朋友更是避之唯恐不及。
连她的一些亲戚都开始疏远她，生怕沾上汉奸的恶名。
看到这些报道，关露的心如刀割。
但她依然咬紧牙关，坚守着当年对潘汉年许下的诺言：我不辩护。她知道自己的痛苦和牺牲，但更知道这份痛苦背后所承载的使命和责任。
在《女声》杂志社继续工作的日子里，关露一边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一边小心翼翼地收集着各种情报。
她利用编辑身份接触到的日本人员中，不乏一些军政要人，从他们的谈话中，她经常能够获得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1944年下半年，随着太平洋战争局势的变化，日军在各个战场上开始出现颓势。
关露敏锐地观察到日本人内部的情绪变化，一些原本嚣张的日本军官开始变得忧心忡忡，对战争前景产生了怀疑。
这种变化也传递给了汪伪政权的汉奸们。
李士群等人开始为自己的后路担忧，私下里经常讨论日本战败后该如何应对。
关露将这些重要信息及时传递给了组织，为判断战争形势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1945年初，德国在欧洲战场的败局已定，太平洋战争中日军也是节节败退。
在这种形势下，汪伪政权内部的分化日益明显。一些汉奸开始秘密与重庆政府接触，希望在战后能够得到宽恕。
李士群作为汪伪政权的重要人物，也在考虑自己的出路问题。
他多次向关露暗示，希望通过她与共产党方面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为自己战后的处境寻找保障。
关露将李士群的这些想法详细报告给了潘汉年，组织经过研究决定，可以利用李士群的这种心理，进一步扩大统战成果。
在后来的几个月里，通过关露的工作，李士群为我方提供了更多有价值的情报，包括日军在华东地区的兵力部署、物资储备情况等。
然而，就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夕，一个意想不到的变故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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