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7月，一个从北京赶来的通信员在苏州城西一处普通院落扣门，递上一封盖着中央军委公章的红色信封。院子主人刘金山接过信，纸张微微发抖，因为上面写着：“请于九月赴京，参加首次授衔典礼，拟授少将。”
外界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长征途中那二十一个趴在铁索上的红四团勇士，刘金山冲在最前。二十年过去，他却在信纸背面写下寥寥几行：“主席，恳请降衔，勿占编制。”随后托人火速寄回，态度坚决得让收信的工作人员一时语塞。
按照惯例，不少将领都希望标星越多越好。毛主席听完汇报，只是笑：“真性情。”这句话在军委小院流传了不止一次。同事回忆，那封回信没有华丽措辞，却把理由讲得明明白白：文化程度有限，工作在地方，若戴将星，自觉难当其任；渡桥壮举乃群体功劳，个人不宜独受高衔。
把时间拨回1929年8月。那年，赣州街头抓壮丁风声紧。十六岁的刘伢子被硬塞进水牢，脚腕上套着铁链。夜雨里，他硬是用碎瓦片撬开锁扣，翻墙逃出。半夜山路，他碰见正在联络的刘亚楼和罗亦文，两句“要不要跟我们走”的对话，改变了命运。
入队伊始，他连字都不识几页，却被安排做交通员。赣州城外一口大粪桶，专门藏药品和情报，他先后跑了三十多趟，从没失手。同志给他起外号“刘大胆”。几个月后，他扛枪列入红三十五军308团，冲锋时总是第一个冒头。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突围，向西越过湘江。血战最惨烈那天，团长杨金山胸口中弹，他拉住眼前的小排长：“娃子，你已是党员，该有名字。我把‘金山’给你，替我活着走到胜利。”话音未落，人已殉国。刘伢子就此改名刘金山，名字里带着一份托付。
1935年5月24日夜，红四团接“飞夺泸定桥”死命令：两昼夜抢完一百二十公里山路。大渡河怒吼，桥面木板被国民党拆空，只剩十三条锃亮铁索。对岸重机枪火力密如雨，谁过去，谁就可能掉进激流。团里挑出二十一个人，名单贴出时，没有刘金山。他当场咬破指头，在纸上按下血印：“不去，我不算红军！”
第二天清晨，他身缠手榴弹，腰别大刀，手握铁索爬上桥。子弹击在链扣上，火星迸溅，铁索烫得发红，河水卷着雾气，一浪高过一浪。四名战友坠河，后面的人却更加用力。冲到桥亭，敌人点燃木栈，两边烈焰狂卷。刘金山挥刀劈开阻挡铁丝，滚进对岸堑壕。桥头旗帜升起时，他的外衣几乎被烧成灰。战后，中革军委给十八名幸存者颁发“飞夺泸定桥英雄”奖章，每人一床棉被、一袋银元。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随八路军东渡黄河，参加百团大战，腿部又中弹两次。解放战争期间，因胸部旧伤复发，被调入后方干部休养所。1949年冬，中央要他进军委作战部，他看着厚厚的电报摇头：“字认得少，何谈制订计划？”遂转业到一个小军分区，带民兵搞训练。
授衔制度酝酿时，组织按照资历、战功将他列为少将人选，他觉得肩膀担不起那么多星。信中说，“自己若披将星，羞对桥上牺牲者。”毛主席批示：“从尊重本人意见出发，可授大校。”同年秋，刘金山穿上新式军装，胸前只挂了一枚一级红星奖章。
事情并没完。1964年，中央提高老红军待遇，军衔普遍上调，他再度致函总政，请求维持原级，理由仍然是“后进同志成才，老同志当让路”。档案里留下一行字：“本人坚决不要晋升，已三次口头说明。”
生活中，他几乎不谈泸定桥。子女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偶然读到《长征回忆录》，才知道父亲的名字出现在章节小注里。家里一张最显眼的旧照片，是十九位牺牲战友合成的黑白照，他常坐在旁边默默发呆。
1999年9月，中秋前夕，刘金山病危住进苏州一家医院。护士要给他换新的被子，他握住对方手臂：“旧的就好，耐暖。”床头柜仅摆着那枚铁链磨痕斑驳的“英雄”奖章，和一封1955年的回信影印件。熟悉他的人都明白，在这个倔强汉子眼里，荣耀从来不在肩章，而在哗啦啦的铁索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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