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特朗普以及门罗主义的回归，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拉美各国的反美旗帜，会打到美国这个国家不存在为止。
众所周知，门罗主义提出“美洲人的美洲”，实质是“美国人的美洲”。门罗在1823年提出门罗主义的时候，还打着反对欧洲殖民主义的幌子。老罗斯福在1904年增加了“罗斯福推论”，直接规定在“必要的时候”将在拉丁美洲充当“警察”，以确保稳定的政府和美国的利益。这是拉丁美洲反美情结的开始。
拉丁美洲以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为主，深受天主教影响。美国则以新教影响为主。“北方新教”的傲慢和对“南方天主教”的鄙视也是拉丁美洲反美情结的一个原因。
但现代拉丁美洲反美最大的原因，是因为美国一面在全世界鼓吹自由、民主、平等、进步，一面在拉美时时处处在反自由、反民主、反平等、反进步。
委内瑞拉曾经是美国石油公司的印钞机，但政府腐败，贫富悬殊，阶层固化。1999年，查韦斯以反贪腐、求民生口号在委内瑞拉大选获胜，随后发起“玻利瓦尔使命”，将外国（主要是美国）石油公司国有化，政府分配所有财富，以提供公共服务，改善经济、文化和社会状况。这一计划让穷人受惠，是查韦斯得到底层支持的主要原因。
查韦斯患癌病故后，马杜罗接任，继续查韦斯的政策。但委内瑞拉的社会主义政策走入平均主义的歧路，忽视了生产力发展。查韦斯时代得益于油价高企，福利政策还可负担。在马杜罗时代，油价受压，加上设施失修，石油经济陷入严重困难，产量不及高峰时代的1/3。
2024年，委内瑞拉政府开支的58%来自石油收入。尽管土地肥沃，2022年主食有57%来自进口，日用品更是严重依赖越来越支付不起的进口。在经济凋敝中，底层人们更加依赖政府福利，中产阶级则怨声载道，成为反对派的政治基础。
这是走歪的社会主义道路，但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确实是委内瑞拉乃至拉美人民不懈的追求，美国则在一以贯之、不遗余力地堵截。
1954年6月27日，危地马拉总统阿本斯被美国训练和资助的雇佣军推翻。2003年，美国正式承认CIA当年参与了这场政变。
阿本斯致力于推动国家现代化，试图将危地马拉从农业国转变为现代化资本主义国家，但他最大的“罪恶”是将未耕种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农民，威胁到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的利益。
政变领导人阿玛斯开始了独裁统治和白色恐怖。1960年，不堪压迫的拉丁裔农民和玛雅人揭竿而起，危地马拉内战一直延续到1990年，大量反对派被“强制消失”，为拉美独裁政权“物理消灭”反对派和政治暗杀开了很坏的先例。
危地马拉的问题在拉丁美洲有代表性。殖民地时代遗留下来的经济基础以农业和采矿为主，经济作物（如咖啡、香蕉、蔗糖、烟草）主要供出口，矿产更是专供出口。这些还不是现代化大农业和采矿业，而是传统手工的小农业和小矿业，效率低下只能用进一步压低劳工收入来维持国际市场竞争力。
长期依赖初级产品和原材料出口使得拉丁美洲经济总是处在价值链的底层，严重受害于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而不能自拔，而且经济上依附于发达国家，缺乏独立性。
殖民地经济另一个很坏的遗产是土地高度集中，带来极端的贫富悬殊，一代代贫苦农民为温饱而挣扎，社会严重不公，阶层严重固化，严重抑制中产阶级的形成和消费市场的壮大。
教育水平低下则进一步限制社会的进步。
美国崛起给拉丁美洲带来的不是“先富带动后富”，而是更加深重的苦难。联合果品公司那样的大公司依靠雄厚财力，取代了老地主，成为更大、更加盘剥的新地主，加剧了土地的集中和农民的赤贫化。
20-30年代后，美国开始“要脸”了，国内城乡里吃喝嫖赌上不了台面，那就去“化外之地”哈瓦那。古巴政府对美国资本惟命是从，当然自己也得到几块肉骨头。于是吃喝嫖赌之都哈瓦那成为美国冒险家的极乐园，古巴人的羞愤地。当然，灯红酒绿和路有遗骨进一步加大普遍贫困化和阶层固化。
古巴革命后，哈瓦那不再是美国冒险家的极乐园，但只是被加勒比海岛和更多地方的豪华度假村所取代，酒池肉林阴影里的赤贫扩散了。
贫困化不可避免地带来普遍的贪腐和治安问题，加深社会矛盾和动荡，反过来阻止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殖民地时代的另一个遗产是白人知识分子。他们在血缘和教育上与欧洲很近，他们中一些人接受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开始把欧洲自由民主平等思想带回拉丁美洲，自然得到赤贫的底层的拥戴，在选举中获胜，并把社会民主主义付诸实践。
首先就是土地改革。从阿本斯的将未耕种土地分给无地农民，到卡斯特罗的“打土豪分田地”，土地改革一直是拉丁美洲左翼政治的重头，特别受到农民的欢迎。卡斯特罗是被美国封锁后才倒向苏联的。
另一个重头就是国有化。拉丁美洲资源丰富，委内瑞拉的石油、秘鲁的银、智利的铜、巴西的铁、玻利维亚的锂，都是世界级的宝藏。但这些资源的开采长期被美资把持，收益不能惠及人民。国有化是短平快的财富再分配途径。
通过土地改革、国有化来重新分配财富，建立社会公正和上升通道，维护劳工和底层权利，这是拉丁美洲左翼政权的共同主题，但也不可避免地与美国资本的利益正面冲突。左翼政权强调主权与独立，也与门罗主义格格不入。
然而，美国一再军事干预，可能一时间扑灭社会民主主义之火，但也种下了更多更深的仇恨。直接军事干涉如1965年在多米尼加，政变如1970年在智利，无不如此。
美国为了防止“左派思想威胁”，还在70-80年代怂恿阿根廷、智利、乌拉圭、巴拉圭、玻利维亚和巴西的独裁政权联合开展“兀鹰行动”，残酷推行对以和平、民主的改革为目的的左翼反对派的物理消灭，一时间，“肮脏战争”遍布拉美各地，数以万计的进步人士人间蒸发。
根据2003年解密的美国文件，基辛格在1976年敦促智利的皮诺切特军政府尽快结束“肮脏战争”。美国都被自己手上的鲜血吓着了。
在皮诺切特独裁期间，至少有1万名异见人士失踪，这段历史至今是智利的民族创伤，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玻利维亚、巴西和“兀鹰行动”之外的危地马拉、多米尼加都有美国支持的独裁政权留下的民族创伤。
美国还插手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内战，左翼和右翼之间的连年残杀在尼加拉瓜造成5万人丧生，在萨尔瓦多则是72000人丧生。
但拉丁美洲的社会主义不是没有问题的。从古巴到委内瑞拉，拉美社会主义的共同特点是注重均贫富，但失误在扩生产。
均贫富的目的是帮助最穷的人们摆脱被困在最低温饱的绝境，而能够在较有利的起跑线上参与自我与社会发展。沉浸于均贫富而忽略扩生产的话，最终有坐吃山空的问题，而这些国家本没有太高的“山”可供坐吃。
但极端的贫困化和顽固的阶层固化也容易使人们先拥抱均贫富再说。
另一方面，美国在拉丁美洲顽固地反进步，也是遭人恨的。拉美左翼政治中反殖民、重建国家主权不是针对老欧洲的，是针对美国的。
美国在委内瑞拉连人权、民主的幌子也懒得用，直接就是去“保护我们的能源”。
马杜罗的历史评价需要由委内瑞拉人民作出，但只要美国的干涉还在继续，拉美各国的反美旗帜必将矗立到美国不复存在为止。
文｜晨枫 著名撰稿人、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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