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下午三点，北京上空礼炮轰鸣，巴黎左岸的一家小咖啡馆里却弥漫着淡淡的咖啡香。三十二岁的年轻侍者回忆过，那个傍晚有位中国学者反复翻看《费加罗报》的头版消息，目光里带着复杂情绪——那人正是萧子升。他看到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新中国成立，沉默良久，慢慢合上报纸。
萧子升和毛泽东的交情，得从一九一零年前后的长沙说起。东山学堂的小操场里，两个同样热爱新学的新生常在一起讨论课本上没写的社会问题：对外如何御侮，对内如何变法。年龄只差一岁，兴趣相近，两人很快从同学变成无话不谈的朋友。毛泽东爱读史书，萧子升偏重西方哲学，二人的书桌几次调换，只为互借读物。
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后，两人接触的思想资源愈发不同。萧子升迷上法国启蒙派，觉得教育是改造社会的钥匙；毛泽东则被列宁的观点深深吸引，决心寻找一条彻底推翻旧制度的道路。不同的阅读背景种下了分歧的种子。
一九一七年的暑期游历常被后人津津乐道。两位青年从长沙步行到岳麓，再沿湘江逆水而上，辗转五县。途中，青枫寺老僧递上一碗茶，笑问：“诸位要行哪般路？”萧子升答：“师以教育启民智。”毛泽东却说：“当以革命救苍生。”两句截然不同的回应让老人合十不语，也在两人心里划下隐约的分界线。
一九一九年，北大图书馆的小管理员开始通宵整理《新青年》，那是毛泽东；而同年秋天，萧子升已登上前往马赛的邮轮。法国之旅让萧子升接触到杜威、卢梭、克鲁泡特金的温和改良路线，他坚信只要提高民众教育水平，中国可用渐进方式完成蜕变。
一九二一年夏天，长沙会面成为两人间最后一次长谈。书桌上摊着《共产党宣言》《民主与教育》，屋外蝉声不断。三天辩论，毫无结果。有朋友回忆，临别时毛泽东拍拍萧子升肩膀，只说了一句：“路不同，也要保重。”萧子升没有回应，只是长揖而去。
之后的岁月里，两条轨迹直线远离。毛泽东在南昌、井冈山、陕北一步步摸索出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萧子升则回国短暂受聘于国民政府农矿部，主持农村合作社试点。理想与现实冲撞，他很快卷入政治斗争，被人诬陷牵连“故宫文物失窃案”，遂再次离国，辗转欧洲。
历史进入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危机肆虐，欧洲法西斯抬头，萧子升在法国日子并不好过。五角场旧友写信劝他回国，他却迟迟不决。一方面是自尊，一方面是害怕——他担心自己的温和派立场难以被新崛起的红色政权接纳。
一九五一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招募汉学专家赴乌拉圭支教，萧子升报名获准。这一年他四十六岁，带着少量中文典籍踏上南美洲。蒙得维的亚热风扑面，他开始在当地大学教授中国古典文学，也翻译拉美诗歌，自嘲“只剩书香伴余生”。
一九五五年初，中央芭蕾舞团受邀赴拉美巡演，出发前夕，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团长。他说：“若能见到萧子升，替我带句话——欢迎回家。”这是两人自决裂后唯一一次通过官方渠道的对话。有意思的是，萧子升见到舞团代表时，只礼貌寒暄，随后婉拒见面请求；那张写着“回国重聚”的便条被他郑重夹进《孟子》译本，再也没有取出。
此后二十年，乌拉圭政局数次动荡，萧子升始终低调。讲课之余，他写成《拉郎多河随笔》，字里行间偶有怀乡之情，却再未提及回国。有人问起，他摇头苦笑：“方舟已过万重山。”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北京传来噩耗，消息经法新社电讯抵达南美，一周后才到他手中。邻居记得那天夜里灯光亮了整宿。三个月后，十二月十三日凌晨，萧子升因心脏衰竭病逝于蒙得维的亚，终年七十一岁。临终前，床头的照片还是青年时代与毛泽东合影——长沙橘子洲头，两个少年面对滔滔湘水意气风发。
从相识到分道，相隔六十六载；从长沙到蒙得维的亚，相距两万公里。两条道路未曾再交叉，结局亦无戏剧性的回旋。萧子升遗体在当地火化，骨灰撒入拉郎多河，他生前说那里的水声与湘江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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