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秋，红军行至乌蒙山深处。夜色降临，寒风裹着细雨。刚刚勘察完宿营地的陈赓撩起大氅，把一把炒面塞进一名冻得直哆嗦的小通信员手里。小家伙才十三四岁，一边磕头一边抹泪，惹得副参谋长低声埋怨陈赓：“老陈，你身上那点粮食还往外掏！”陈赓嘿嘿一笑，只回了句：“娃娃们饿不得。”这一幕后来成了他爱惜孩子的缩影，也埋下了“胡子爸爸”这个绰号的种子。
战争年代，伤亡与离散像影子一样跟着队伍。遇到孤儿，陈赓总要插手。长征后期，他干脆把十来个没了父母的孩子聚成一个“娃娃剧团”，口粮短缺就想方设法从缴获里抠点罐头和糖块出来。孩子们蹦跶着叫他“胡子爸爸”，声音里尽是安全感。有人疑惑：前方炮火正急，你为何还有闲心带小孩？陈赓摆手：“他们能活下来，比打几仗都值。”
时间跳到1944年盛夏，晋东南。情报员朱向离奉命潜入敌后，临行前把一双儿女托付给陈赓。狭窄的窑洞里，四口人挤一铺炕。夜里雨点砸在油毡屋顶，陈赓摸黑起身，把椅子和长凳拼好，悄悄给孩子加了一截睡铺，还顺手给他们掖了被角。姐弟俩惊讶地睁大眼，他却柔声嘱咐：“从今儿起，少叫伯伯，叫爸爸。”这句玩笑般的叮嘱，孩子们却当了真，往后几十年一直如此称呼。
陈赓自己并非没有血脉相连的儿女。1927年秋，他与王根英在武汉登记成婚；三年后大儿子陈知非降生。可好景不长，王根英于1937年在沪牺牲，孤儿寡母各自辗转。1946年，山西沁源战事甫定，陈知非在组织安排下赶来找父亲。破旧的棉袍、开裂的布鞋，让少年心里七上八下：名将之子，能不能得到认可？灶坑里柴火噼啪作响，陈赓一眼认出儿子，拉到炕沿坐下：“瞧这眉眼，像你娘。”说着竟红了眼。夜深，他摸着孩子冻疮斑驳的手悄声问：“哪天我真倒下，你会不会难过？”屋外北风呼啸，少年只是猛地点头，父子隔着十年含泪相拥。
陈赓的幽默几乎成了部队的“精神调味品”。黄埔军校时，他趁恽代英熄灯后熟睡，把对方眼镜片涂成墨黑。第二天清晨，恽一睁眼，以为天未亮，又倒头补觉。直到号角响遍，他才惊觉不对，宿舍里哄堂大笑。恽代英虽不惯恶作剧，也拿这位学弟没办法。一次次玩笑，让紧绷的军校生活多了笑声，也让战友们在枪林弹雨前学会轻松。
1950年，新中国初立，陈赓东奔西走筹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部队里专家奇缺，他亲自动员朱烨丽去技术部：“娃，国家用人，你能顶上一角，我省心。”一句“你是我闺女”的认亲话，胜过所有动员令。朱烨丽拭泪应允，最终成长为骨干工程师。
1961年1月，58岁的陈赓心脏病日益加重，却执拗地推掉北京的病房，带家人南下。车厢里，他望着窗外飞逝的冬林，给孩子们讲早年在租界乘三等车厢的窘境。“那会儿听见餐车的刀叉声，都要咽口水。”说罢自己也笑，用手比划当年持枪跳车的狼狈。列车夜色里，长子悄悄问：“爸，真不怕病吗？”陈赓眨眨眼：“命硬。”似玩笑，却透出几分无奈。
到了上海的丁香花园，小洋楼整洁清静。家里人刚端上红烧肉，他却把最肥的部位推到一边：“群众排队领馒头都难，我们就别造孽了。”屋里顿时安静。护士劝他多吃点，他只夹了几筷青菜。有人暗暗抹泪，他却一脸轻松，扯起旧事来给大家散心。
同年春天，几位戎马一生的老帅陆续来沪探病。一天傍晚，谭政、萧克、许光达等人围坐在露台，陪着陈赓晒太阳。几个孩子在院里追逐嬉笑，汗湿的发梢甩出半空的水珠。忽然，大家把目光锁定在十二岁的陈知建身上。为了活跃气氛，萧克故作郑重地发问：“小家伙，你说说，你老爸是啥‘将’？”小男孩大眼一转，声音清亮：“我爸爸是——芝麻酱！”话音刚落，院子里轰然一片笑声，连一向稳重的谭政也差点把手中蒲扇丢到地上。陈赓乐得直咳嗽，摆手“莫闹”，却怎样也止不住笑。几位老战友感慨，这孩子连幽默都遗传得一丝不差。
幽默不等于轻浮。陈赓在家规上极严。一次，知建调皮闯祸，他猛拍桌子大喝：“还要不要脸？”骂完又皱眉自责，半晌才低声说：“记住，撒谎和伸手，是兵家大忌。”转身却悄悄把儿子推到一边，递了块糖，“去，别哭”。棱角与温情，就这样奇妙地并存。
病情终究没有宽容这位临阵多次负伤而不倒的战将。1961年3月16日凌晨，心脏猝停，上海的春雷尚未敲响，他已阖眼。享年仅五十八岁。噩耗传到北京，周总理沉默良久，只嘱咐机要秘书：“让老同志们先别惊动群众。”当天清晨，明明是阴雨天，海军医院门口却挤满了送行的人。娃娃剧团里早已成年的姑娘小伙子抹着泪，排队鞠躬。他们当年叫过的“胡子爸爸”，再也听不见了。
多年后，陈家的五个子女各自在航天、医学、装甲兵工程等领域挑起担子。老同学凑一块聊天，谈起陈赓，总少不了那句玩笑——“芝麻酱”。听的人也乐，叹的人也多：英雄本色不止在沙场，更在点滴柔情与诙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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