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麻雀，我有一种负罪感。
我的童年，几乎时时处处与麻雀、青蛙、知了、蚯蚓、螃蟹等小动物为敌，我在捕杀甚至食用它们的过程中，获取满足和快乐。在所有的小动物当中，捕杀麻雀最具挑战性。我央求大哥用8号铁丝帮我做了一把弹弓，口袋里揣满黄豆大小的石子，在县城的里弄小巷和郊区的田间地头鬼鬼祟祟、蹑手蹑脚、东张西望，一旦发现目标，屏气、张弓、瞄准、射击，动作一气呵成。打下一只麻雀，用细柳枝绑住它的双腿挂在裤带上，一走动，麻雀拍打在屁股上，我颇为炫耀。现在想想，那时候像我一样的男孩子，是多么的张牙舞爪、面目可憎。
麻雀命运多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它与老鼠、苍蝇、蚊子一起，被列入“四害”名单。在声势浩大的灭麻雀运动中，人们使用大喇叭、铁器等制造出刺耳的响声，迫使它们无处落脚四方逃窜，终因体力不支坠落地面，要么被捕捉，要么被打死。后来，麻雀被“平反”，摘掉了“四害”的帽子。然而，厄运并未到此为止。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些人为满足口腹之欲，竭尽所能将麻雀这坨肉，归于自己的碗中。麻雀再次成为被人类围追堵截的对象。
记得那时候，一只麻雀能卖三分钱。有些人买回麻雀，去毛后糊上面粉油炸，用来下酒。还有一个传言现在想起都觉得很假，说吃麻雀脑袋能治偏头痛，导致麻雀价位走高，引诱更多的人加入捕杀的行列。
我有一位邻居，叫老邱，是运输公司的搬运工，工作之余就背起一支火铳打麻雀换钱。靠近县城的内河边上，有一个大晒场。老邱先是抓一把稻谷，在地面上撒成一条直线，然后在长铳的枪管里装进火药和芝麻大小的铁沙，躲在远处瞄准直线。麻雀纷纷飞下来啄食稻谷。老邱扣动扳机，轰的一声，飞沙走石，中弹的麻雀，少则几十只，多则上百只。麻雀还不长记性，过一会儿又有一批中计，死伤无数，前赴后继。
由于过度猎杀，麻雀踏上了流亡之路。在县城和近郊，早不见了麻雀的踪影，它们逃进了更加偏远的乡村和山林。
后来发生了两件事，让我突然明白，猎杀动物是有罪孽的。我一位同事的姐夫，一天进山打麻雀，不料气枪走火，把自己的一只眼睛给崩掉了。不久，老邱突然变得傻傻痴痴的，大冬天赤着脚在雪地上走来走去。大家议论说，杀性重，会遭报应。
联想到自己的过往，我心里很是忐忑，就在这时候——2000 年 8 月，《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价值、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颁布了，麻雀被正式列入其中，成为受法律保护的动物。
慢慢地，麻雀从乡村和深山回到了县城，甚至更大的城市，栖身于树枝间、屋檐下、墙洞中，早出晚归，忙忙碌碌，在喧嚣嘈杂里繁衍生息。我注意到，麻雀依旧十分警觉。那份胆怯和惊恐，令人叹息不已：要经过多久，它们才能与人类从容不迫地相处？
有一阵子，我住在一个高高的小阁楼里。小阁楼有一扇大窗，一低头，能看见县城的内河，一抬头，与县城的西山对视。偶尔，有几只麻雀像被顽童随手扔出的石子，从窗前飞过，让静态的画面变得生动活泼起来。
一次打篮球，我扭伤了右脚，在家休养。一日午睡醒来，睁开眼时，发现三只麻雀在啄食窗台上的面包屑。受到惊扰，麻雀立即飞起，落在不远的梧桐树上，探头缩脑，一副还没吃过瘾不想离去的样子。我眯起眼睛佯装睡去，大气都不敢出。不久，两只麻雀飞了回来，一边快速吃着面包屑，一边提防着我，机警的样子叫人忍俊不禁。我也十分紧张，生怕自己搞出什么动静，把它们吓跑。直到把面包屑全部吃完，麻雀才心满意足地离去，我才舒展了一下僵硬的身体。
这是我和麻雀一次没有任何杂念的相遇。这之后，我把麻雀当成是一群不能明目张胆招待的“客人”，经常在小阁楼的窗台上，撒点碎米、面包屑，三三两两的麻雀会落下来啄食，甚至留下一些粪便。我远远地、静静地注视着它们。从它们的身影和鸣叫声中，我仿佛看见了田野，闻到了稻香，仿佛有风拂过我的脸庞。
前些年，我们电视台开办了一档关注民生的新闻栏目——《三衢热线》。有一天，一位中年男人找到我，报料说他居住的楼下，有一棵老香樟树，上面住满了麻雀，叫声有些吵人，影响他生活，问电视台能不能派记者报道一下，让有关部门把麻雀赶走或处理掉。
傍晚下班后，我专门去了那里。夕阳余晖里，难以计数的麻雀们从四面八方觅食归来，在香樟树的枝叶间，跳闪腾挪着，叽叽喳喳叫着。那场景，就像市井里寻常人家的日常生活，琐碎又温暖。
这挺好的呀，为什么要赶走麻雀？
我派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要求报道不带任何倾向和观点，由观众来作评判。节目播出后，观众们的反馈跟我的想法如出一辙——这挺好的呀，为什么要赶走麻雀？
我颇感欣慰。
现在，偶尔经过那棵香樟树下，我会驻足片刻，仰头去寻找麻雀的身影。我发现，自己的颈椎痛也比以前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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