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7月15日的凌晨两点，山村还沉在雾气里，一串手电光沿着石阶闪动。武装部派来的民兵敲开了周家的门，带走一名身材瘦小的青年。此时离唐山地震还有十天，毛主席老人家还躺在北京医院静养，整个国家笼罩在一种既紧张又期待的氛围里，而这名青年只记得一句话——“入伍通知，请在三天内报到”。
出门前，他钻进竹林深处，跪在父亲的坟前。风吹得垭口上满是竹叶沙沙作响，他把坟头疯长的茅草一根根拔掉。用极低的声音说：“一定再添几枚军功章。”说这话时，手在颤。父亲倒在1969年那场边境冲突，留下母亲和三个女孩，家里最宽的家具就是土炕。
村里人都来送行，谁都明白一个劳力离家意味着什么。母亲悄悄蒸了砂仁饼，灶膛里火闪得通红。五块饼排在竹匾上，面皮鼓胀，油花渗在裂缝里。她把其中四块裹进旧毛巾，塞进自己的围裙口袋，只留下最小的一块递给儿子。母亲没多说，只嘱咐：“省着点。”那张脸因为岁月的磨损，看不出当年二十岁时的秀气模样。
到了县体育场，征集的新兵按身高分列。发被褥、发军装、发水壶，一切像流水线。年轻人第一次摸到正绿色的65式军装，呼吸急促。有人取出小镜子，左顾右盼；有人裤腰勒不紧，不停打结。周家小子才一米五几，裤裆能塞进两只母鸡，袖管盖过指尖，惹得看热闹的家长哈哈大笑。可他神情郑重，为那身布料抖了抖灰尘。
第二天的砂仁饼成了告别礼。新兵列队登车，车厢里24人，帆布篷子掩住阳光。母亲追到山道尽头，大声喊：“北方冷，别感冒！”青年只是点头，泪水却堵住喉咙。卡车轰鸣，尘土在后面翻滚，故乡景物像被橡皮擦过，迅速淡成轮廓。
列车不是硬座，也不是软卧，而是没有窗玻璃的闷罐车。木板墙薄得能透风，地面铺着稻草。大家头挨头，脚抵脚。车轮与钢轨摩擦，呜呜声持续不歇。有人趴在掌大窗口往外看，被迎面呼啸而来的货列吓得退后一步，憨声说道：“它要是站起来跑，还得了？”一句戏言让整节车厢爆笑，笑完依然是漫长的黑暗。进隧道，漆黑到伸手不见五指，淘气的兵摸索着往同伴背上拍一下，随后闪到角落，留对方大喊“谁打的”。这种半大孩子的玩闹，驱散了旅途的疲乏。
行进第三天，军供站补给。开水缸冒白汽，饭桶里的红烧肉油花浮亮。大家冲上去，排队形瞬间被挤散。戴近视镜的军医被热气蒸得找不准勺子柄，青年替他舀了满满一盆。他自己也盛到前所未有的分量，咬第一口肉时，腮帮都酸，心里却安稳：从今天起，大概再也不会饿肚子。
车停在湖北一座无名小站，站牌只写“清河”。想象中的高大营房并不存在，迎面是铺着黄沙的荒地、几排残砖破瓦的平房。窗上糊着半透明塑料，屋里没有电线。挑水要去一里外的河边凿冰，晚上点煤油灯。这里被戏称“清河农场”，其实就是洞开大门的训练基地。新兵排要推选骨干，众人举手把那矮个子推到前面，他便糊里糊涂当上副班长。
接下来三个月，作息像钟摆一样精准。凌晨五点哨音，十分钟内叠被、扫地、扎腰带。六点操场口令声并起，齐步——立定——敬礼，汗珠从鬓角流到脖颈，痒得心烦也不敢抬手去擦。站军姿时需要脚尖分开六十度，膝盖夹紧，眼睛平视前方；要是眨得过多，队列长会喊名字。日落后，油灯挂在梁上，士兵围着书桌读《毛泽东选集》。发下来的六元津贴折叠好，夹在日记本里，谁也舍不得动。
训练项目越来越硬。越野跑十公里，背负器械翻越壕沟，摸爬滚打一整天，手掌磨出血泡。吃饭时间缩到十分钟，碗筷磕得叮当响。有人疲惫得在队列里打盹被教导员逮住，一顿批评。晚上铺着军大衣躺土地炕，门外风吹得房舍发颤，屋里却因二十多个年轻人呼哧呼哧的呼吸而温暖。
值得一提的是，那枚仅剩的一块砂仁饼一直放在青年背包深处。馅料早已干成硬块，每次整理行李，他轻轻摸一摸又放回去。有人问：“这还能吃？”他摇头，“舍不得”，语气轻，却像把锚抛在记忆深处。直到结束新兵训练转入老连队，背包轻装上阵，那块饼仍未动。它不是食物，而是从山村带来的味道，也是母亲抓住儿子衣角最后的温度。
1977年春天，清河农场的银杏抽芽。新兵连集结，统一分配到各师各团。广播里播《在希望的田野上》，青草味和汗味交织，新兵们带着锈迹未干的刺刀，登上开往前线的卡车。有人把津贴中的二元塞进信封，托车站邮差捎回家，只写了六个字：“妈，我挺好的。”风吹散了邮差的吆喝声，也吹皱了山乡油绿的麦苗。
车开远了，清河农场又归于沉寂。破瓦房依旧，黄沙地依旧，但多了一排每棵间距一米的小杨树。那是练习工事时顺手插下的树枝，如今已吐出嫩芽。它们不用再挪动脚跟，不用每天回答“立定”。它们安静生长，仿佛在替那些匆匆而去的年轻身影继续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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