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2月25日清晨，北京气温零下七度。天安门广场的风又狠又直，队伍里的人把围巾往上提了一提。就在这支缓慢前行的长队中，一位穿深色呢子大衣的中年妇女推着小号手推车，悄无声息地跟在普通参观者后面。纪念堂西门的值班人员抬眼扫过人群，突然愣住——那是李讷。

工作人员快步迎上去，压低声音：“同志，请从这边走——您不用排队。”李讷摇头，语气轻：“我只是来看看爸爸，无碍的。”一句话，没掺一点特殊。旁人听不见，她却像把自己嵌进了队伍的节奏里，一步不快，一步不慢。

回想四十一年前，1947年3月的延安夜色同样寒冷。国民党飞机的探照灯在半空晃来晃去，六岁零三个月的李讷被布带牢牢绑在警卫员背上。毛主席最后检查完文件，才抱起女儿，低声重复一句：“别怕，跟爸爸走。”那一夜，他们离开了延安，向陕北深处转移。炮声成了李讷童年记忆的背景音。

到1948年底，前线吃紧的局面稍缓，父女在杨家沟重逢。毛主席张开双臂，高声叫她的外号“大娃娃”，李讷扑过去，一连串“爸爸、爸爸”叫个不停。很多人第一次见到这位统帅笑得像个孩子。那天晚上，所有人都在灶边围坐吃黑豆饭，李讷问出那个“为什么好吃饭，排泄却臭”的古怪问题，逗得灶火噼啪直响。

1949年进城后，毛主席坚持把女儿送到育英小学。学校在城北，中南海在城中，两点之间没有专车，只有公交电车加步行。每逢周末，李讷背着鼓鼓的布书包，沿着北河沿一路小跑。也有人劝主席给孩子开点特殊照顾，他摆手：“越是自己人，越不能搞例外。”

困难时期到来后，李讷读大学，粮食定量常常吃不饱。一次卫士偷偷塞给她一包饼干，被主席知道，立刻批评：“我的孩子一块饼干也不能多吃。”尴尬在场面上停了三秒，但那句话后来被不少中南海工作人员记了一辈子。

1958年春节前夕，李讷阑尾炎并发感染，住进北京医院。手术当天凌晨两点，毛主席在灯下写信勉励：“意志可以战胜病情，怕什么？”落款是“爸爸，二月三日”。信写完，他才服安眠药睡去。护士长后来回忆，这封信被李讷反复折开，又悄悄放进了枕头底下。

1970年，三十岁的李讷被送往井冈山下的中办“五七干校”劳动。镰刀割稻，锄头翻地，她都干。那一年，她认识了徐姓青年。1971年9月，干校食堂摆了两桌便饭，两人结婚，毛主席送来一套《马恩全集》作礼。浓重的墨香替代了首饰，读书声与虫鸣混成新婚夜的配乐。遗憾的是，三年后，两人分居，婚姻终止。

1976年9月9日凌晨，毛主席逝世。噩耗传到干校，李讷蹲在竹林边，抱膝沉默了很久。那之后，她更沉进了普通生活。1984年秋，她悄悄回韶山，用一顶草帽遮住面孔，在父亲少年耕读的晒谷坪前跪地掬土。导游不知她是谁，只见一位妇人突然失声痛哭。

再回到1988年的北京。纪念堂内灯光柔和，水晶棺静静陈列。李讷走到台阶中央，停下，双手贴着大衣侧缝。她没有多看周围的人，只盯着那张眉眼熟悉的脸。几秒后，她轻轻鞠了一躬，转身继续排队的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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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时，雪花已经压住人行道的砖缝。李讷推着小车，车里是早些时候买的大白菜、萝卜和几袋面粉，总共一百八十斤，正好一家三口的冬储量。风很硬，她把围巾又拉高了一点，脚步并不急，队伍后面的人依旧没看出她的身份。

有人好奇，为什么不去走那条为亲属预留的快道？答案可能埋在几十年的父训里：做普通人，吃普通饭，走普通路。毛主席要的不只是革命胜利，也是一种朴素的生活准则。李讷守住了，它留在她的排队、她的黑豆饭和她的白菜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