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9日，太原城在日军的炮火中陷落，标志着太原会战的最终落幕。傅作义率领晋绥军主力坚守孤城五日，最终被迫突围，这场被誉为“华北最后一道防线”的保卫战以失利告终。太原失守并非单一因素导致，而是战略构想落空、兵力装备悬殊、外部支援断绝、城防战术短板与内部秩序瓦解等多重困境叠加的必然结果，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值得全面剖析。
战略构想的先天缺陷是失利的起点。第二战区制定的“依城野战”计划，本意图以太原城防为核心，外围部队依托东山、西山阵地形成掎角之势，聚歼日军于城郊。但这一构想严重脱离实际：忻口战役后，撤退的中央军、晋绥军部队已成惊弓之鸟，日军尾随追击之下，多数部队未及进入预设阵地便向南溃逃，仅独立第8旅1个营成功入城增援。
娘子关失守后，晋东防线彻底崩溃，日军第20师团直插太原侧背，使得“依城野战”的外围防御体系完全失效，傅作义部被迫陷入“孤城独战”的绝境 。更关键的是，阎锡山在战役发起前便率指挥部撤离太原，前线指挥体系出现裂痕，卫立煌虽留下“相机撤退”的手令，却未能提供任何实质性支援。
兵力与装备的绝对差距构成了不可逾越的鸿沟。日军投入太原攻城的兵力达6万人，囊括第5师团、第20师团等精锐部队，配备三百五十余门大炮、一百五十余辆战车和三百余架飞机，形成空地协同的立体攻势。而傅作义所能调动的守城部队，名义上有多个旅团番号，实则经忻口、平型关等战役损耗后，实际兵员仅1万余人，且多为连续作战的疲惫之师。
装备方面，守军仅有少量迫击炮和城防炮，缺乏对抗日军重武器的有效手段，日军凭借高地炮火压制，仅数日便将东北段城墙轰出缺口，崩落的砖石形成天然进攻斜坡 。空军方面的差距更为致命，日军飞机持续轰炸城内工事与补给线，守军却无任何空中反击能力，只能被动承受损失。
外部支援的全面断绝加速了守城崩溃。太原会战期间，国民政府虽承诺派遣援军，但裴昌会部刚抵阳曲湾便仓皇回撤，其他增援部队或被日军截击，或自行南撤，未能对太原形成有效策应。忻口撤退的部队本应在太原北郊构筑防线，却因日军追击过于迅猛，纷纷沿汾河西岸南逃，导致太原城北门户洞开。
即便是国共合作框架下的八路军，虽在敌后开展游击战袭击日军补给线，取得平型关、阳明堡等胜利，但受制于兵力与装备，无法直接支援太原城内的正面防御，仅能起到 牵制作用 。至11月7日，日军完全包围太原，汾河各桥均被占领，守军与外界的联系彻底中断，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
城防与战术的现实短板进一步放大了困境。太原城虽为军事要地，但城防工事多为明清遗留，经日军重炮轰击后迅速瓦解，守军临时构筑的防御工事难以抵挡持续进攻。傅作义虽有涿州、天镇守城经验，但太原的防御态势更为复杂：日军占据城外高地，可俯瞰全城并引导炮火打击，而守军只能困守城内，缺乏机动空间。
战术部署上，傅作义将主力集中于东、北两面城墙，虽重点防御日军主攻方向，但兵力平均分配导致各段防线均显薄弱，一旦某点被突破便难以补救。更严重的是，日军传单劝降与汉奸破坏加剧了城内混乱，警察、仓库守军纷纷逃散，戒严司令曾延毅甚至率部提前出逃，严重动摇了防御秩序。
内部秩序与士气的瓦解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守城部队成分复杂，除傅作义嫡系第35军外，还有原李服膺部等其他派系部队，傅作义对非嫡系部队的使用心存顾虑，导致指挥协同不畅。连续多日的炮火轰炸与粮食短缺，让守军士气持续低落，部分士兵趁夜突围逃跑，进一步削弱了防御力量。傅作义虽亲临城墙督战，喊出“守土有责”的口号，但在绝对劣势面前，个人意志难以扭转整体战局。11月8日夜，日军突破北城垣，城内防线彻底崩溃，傅作义被迫下令突围，太原城于次日正式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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