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2月的北京，北风裹挟着黄沙钻进中南海的角落。那天夜里，中共中央一次小范围碰头会刚散，江青走在人民大会堂长廊里，身边只有两名秘书。她忽而停住脚步，自言自语：“名单里我的名字排在谁后面？”一句轻飘飘的话，却把墙上的壁灯映得格外刺眼，仿佛预示着一场暗战将至。
江青的焦躁并非始于此刻。十年前，她还是文化系统普通干事，依靠对文艺工作“革命化”的嗓门步步高升；同一时期，林彪凭着平型关、辽沈战役的赫赫军功，成为全党瞩目的“战神”。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在1965年左右因一次文艺晚会交叉。那晚，林彪没看完节目便提前离场，叶群却留下来与江青寒暄，短暂几句客套，埋下双方合作的种子。
有意思的是，最初的接触竟围绕“保健”展开。林彪身子虚，怕风怕光，江青让北京市皮革厂赶制貂皮围脖，亲自送到毛家湾。林彪接过围脖，笑着对叶群说：“她比你细心。”台词简单，却让叶群读懂：若想守住丈夫在军中的地盘，必须和江青保持“温度”。
1966年后，两人各逞所长。林彪抓军权，江青抓舆论。他们在大会堂前台互举旗帜，在后台互探虚实。叶群成了电话线另一端的固定声响，“江青同志今天看戏吗？”“下午三点，咱们一起去香山散步吧。”对话听来亲密，实则步步试探。江青习惯让秘书把每一次通话记录成文字，哪怕只是问候天气。
1969年春，九大召开。代表们手中的红袖标尚未褪色，主席台下已暗潮汹涌。政治局委员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自“叶群”开始往后推，江青愤怒地把文件摔在地上，大喊：“这不正常！”随后驱车赶赴大会堂，见到林彪时，她抛出一句：“名单顺序必须调整。”林彪沉默半晌，只回了三个字：“可以研究。”外人只知道次日名单微调，却不清楚当晚的谈话实质上划出阵营的分界线。
嫌隙急速扩散。1970年庐山会议，江青与叶群相对而坐，桌面上的茶水波纹一圈圈扩散却无人动杯。会后，江青干脆搬离原住房，理由是“通风不好”，实则怕电话被窃听。秘书调换了四五个，仍得随时备好纸笔记录陌生来电。
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专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新华社最初的内部电讯只传到极少数人手中，江青却在早饭前得知消息。她没有惊呼，只把筷子放下，低声说：“轮到我了。”语气阴沉，像是给自己判了缓刑。接下来一周，她拒见外客，屋里灯光整夜不灭。工作人员送资料进去，只听到一句断断续续的感叹：“我总感到我快死了。”
人们注意到，她开始频繁提到噩梦。一次内部汇报，她突然插话：“昨晚梦见烧焦的林彪，他说：‘怎么就你没死？’”会场顿时安静，只有钢笔划纸的摩擦声。姚文元试图用一句“梦而已”来打圆场，江青却挥手止住，“不对，梦里有预兆。”那一刻，坐在一排的几位干部心里都“咯噔”一下：林彪已亡，这位昔日盟友会做出什么极端举动？
1972年后，江青转而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内部谈话中，她常说：“林彪这些年伺机要整我。”说辞听上去理直气壮，却难以解释早年那些“互相关心”的细节。档案里保留着她签字批示赠书、批示修车库的字条，同一只笔迹，如今却成了撇清的证据。
1974年，她再度出现在公众视野，面色憔悴，眼眶深陷。知情者透露，江青晚间仍喝安眠药入睡。有人劝她减少工作强度，她摆摆手：“怕死也没用。”语气淡，却透露着无奈。那段时期，她依旧在政治舞台上搅动风云，可每一声高呼背后，都跟着深夜的独自长叹。
1976年夏秋，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离世。权力结构的支柱断裂，江青自认机会将至，加紧串联亲信。她在怀仁堂布置追悼会时冷不丁一句：“主席不在，得有人扛旗。”没人敢接话，却都听懂了弦外之音。可不到一个月，战略突然逆转。华国锋、叶剑英等人一举采取行动，10月6日晚间，江青被拘押。多年铺陈，在一纸命令下轰然倒塌。
审查期间，她偶有激烈辩解，但当问及“9·13”当天的真实想法时，沉默良久，只说：“怕死没用，怕活着更没用。”1981年，特别法庭判刑；1991年5月，她在医院值班室结束生命。回看她与林彪的交集，从互用到互斥，再到各自灭亡，不过十五年。历史卷宗里，他们的名字仍被并列，可昔日盟友的噩梦，却早在1971年的北京夜里便拉开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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