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2月，北京西城区法院外寒风凛冽。围观群众议论纷纷，只因被告席上那位身着旧军装的男子胸前，悬着一枚金灿灿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一等功”勋章。
他叫杜海山，三十一岁，脸庞黝黑沉静。法警示意入座，他却猛地立正，敬了个干脆利落的军礼。大厅霎时安静，空气像被拉紧的弓弦，人人心里都在猜，这位英雄为何卷入离婚案。
“我要求离婚。” 轮到原告陈述时，赵青的声音不大，却带着倔强。她是山东农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嫁给军人三年，日子却越过越紧。
赵青说，丈夫每月工资七十元，可交到家中只剩二十。孩子吃奶粉要攒钱，她却不知道那五十块究竟流向何处。“我问，他就说‘有用’。可家里揭不开锅，日子怎么过？”
法官把目光投向杜海山。男人只是低头抚摸那枚被磨得发亮的勋章，沉默良久才开口：“她没错，一切责任在我。”声如洪钟又带沙哑，像从深井里往外钻。
庭审短暂休庭。走廊里，老战友闻讯赶来劝他解释，他却摇头。赵青倚墙而立，眼圈泛红，却依旧坚持要个说法。
要追溯症结，只能回到1979年2月17日的谅山。那天凌晨五点，中国边防部队向越南军阵地发起总攻。杜海山时任陆军第129师某团四连副班长，率七名战士潜行至谅山县政府大楼。
越军在楼顶布置重机枪，壕沟里暗埋地雷。无论火力还是人数，我军尖刀班都不占优。唯一的资本，是夜色掩护与决死之心。
作战方案很简陋：主攻一打响，他们沿排水渠迫近，贴墙爆破，掩护大部队冲锋。开战十余分钟，班长抱炸药包首先跃出，火舌骤起，他在半空便被子弹穿胸。
“兄弟们，撬开它！”这是班长倒下前留下的半句呼喊。杜海山愣了一瞬，随即攥紧导火索，带两名幸存战友滚进火网。数声巨响后，越军前沿防线被撕开口子，五星红旗升上断壁残垣。
战斗结束时，尖刀班八人仅他一人生还。组织为他记一等功，保送陆军指挥学院深造。颁奖那天，他把胸章贴在心口，却始终低头不语。
毕业后分配到某野战军当副连长。培训期间，经朋友介绍认识了赵青。女方对军功章心怀敬佩，他被她的爽朗笑容打动。不久便成婚，新房虽简陋，却充满欢喜。
转折从第二年开始。战友家属的来信接踵而至：老母亲手术费、幼子学杂费、未婚妻的生活补贴……杜海山想起班长临行前的那杯酒、那句嘱托——“谁活下来，就替大家照顾亲人。”
于是，他把七十元工资分成十二份，从三元到十元，按名单寄往广西、河南、黑龙江……剩下的钱，他和妻子过日子。“钱没了可以再挣，誓言没了就是一辈子的亏欠。”他心里这么想，却从未开口。
赵青察觉异常，多次追问无果，误以为丈夫另有隐情。1983年底，她写下诉状。“若他还有别的家，我不能再拖。”她对闺蜜低声解释。
庭审继续。法官要求杜海山说明支出去向。他取出一本发黄的通讯录，封面写着“战友家属抚恤账”。十二个名字、十二个地址，旁边竖排着一行行数字，最后一页密密麻麻写着“已寄”二字。
旁听席顿时静如深夜。赵青翻动本子，泪水扑簌。“这些……都是你寄的？” 她声音颤抖。杜海山回答简短：“班长临终托付，我得守信。”
短短一句，把五年沉默化作雷霆。赵青当场请求撤诉，审判长点头批准。走出法庭，两人相视无言，只有风声。
消息传到部队，师首长批示：对杜海山进行表彰，完善烈属补助，减轻其家庭负担。地方民政部门也启动帮扶，解决了住房和子女入学。
有热心企业寄来慰问金，杜海山却将大半捐给希望工程。“娃娃们有书读，比我添口肉重要。”这话，他说得云淡风轻，却让在场的年轻干部红了眼眶。
这桩离婚案因此成为当年军区政治教育的活教材。忠诚不止是冲锋陷阵，也在一个月月递出的汇款单上。记功证书虽易褪色，担当却不会老去。
后来，杜海山升为营长，再到军分区副司令员。在岗三十年，工资条仍分若干份，只是笔迹由他一人变成夫妻两人。赵青偶尔笑他“老古董”，他笑而不语。
对越边境的硝烟早已散尽，谅山的热带雨林重新吐绿。那栋曾被爆破的政府楼，如今只剩残墙，却永远留住了八个名字，也见证了一句生死之约。
杜海山没有讲过宏大的道理。他只在讲课时提醒新兵：“仗打完，人要回。要对得起身后的家，也要对得起倒下的兄弟。”说罢，他摸了摸胸前那枚旧勋章，转身走进队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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