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6月20日午后，北京阴沉闷热。中南海里，88岁的朱德握着拐杖，望着窗外不动。十天前，身边人告诉他，独子朱琦“在医院抢救”。今天，康克清终于点头：抢救无效，追悼会已经办完。屋内顿时安静，只剩钟摆声。朱德的肩膀微微下沉，却没掉下一滴泪，他低声叹道：“这么年轻，太可惜。”
沉默持续了许久，记忆忽然拉回延安。1937年，他在“拴马柱”胎记上认出了走失十五年的儿子。那一刻，堂堂总司令紧紧抱着瘦小的青年，眼眶通红。找到儿子之后，他并未给丝毫特权。延安一次晚会结束，首长们上车回驻地，朱琦也钻进车厢。朱德扳着儿子肩膀让他下来，一声不吭地让他步行。朱琦最终被卫士拉上脚踏板才跟了回去，刚到窑洞，就被父亲训得低头不语：“卫士岗位是保卫党中央，不是招待总司令的儿子。”
这种家教延续到和平年代。1949年冬，朱德把子女都叫到屋里。女儿朱敏被要求搬去北京师范大学宿舍，儿媳赵力平则听见一句朴素的话：“房子是国家的，你们该靠自己吃饭。”轮到朱琦，朱德建议他脱下军装，改学技术。朱琦纳闷：副团职干部换成练习生，值吗？朱德只是笑：“懂技术，才算真本事。”
1950年春，朱琦去了石家庄铁路局，从司炉学起，三年后坐进司机室。1953年3月，朱德南下视察，无意间登上了儿子驾驶的列车。补水加煤的短暂停靠，秘书让列车先进模范来见首长。满脸煤灰的朱琦推门而入，“原来是你！”两人都乐了。朱琦尴尬望着沙发上的黑印，朱德拍拍他袖口：“脏怕什么，劳动光荣。”
对“劳动”二字，朱德自己也说到做到。建国初，他穿着打了17个补丁的旧裤子在菜圃里翻土，让小辈们一起锄地、记账、报销。有人不解，他淡淡一句：“勤俭是本色。”
时间转回1974年夏。丧子之痛压在老人心头，组织上考虑到他的身体，决定把第三孙朱全华从青岛舰队调回北京。小伙子踏进家门，还没放下行李，朱德就问：“怎么回来了，开会吗？”朱全华含糊其辞。两个月后仍未离京，爷爷再次追问，孙子只得实话实说。朱德脸色顿时沉下来：“我需要的是革命接班人，不是孝子贤孙！”这句话掷地有声。
他随后把主管领导请到家中，要求把朱全华调回基层部队。领导反复解释老人年事已高，身边应有照应，朱德摇头：“年轻人待在机关会生锈，让他去海防一线！”最终，组织同意。除夕前夜，朱全华想留下守岁。朱德摆摆手：“命令定了，就执行。”腊月二十九，孙子登上南下的列车，朱德站在院子里，只说了一句“好好干”，转身回屋。
屋里依旧只有他和康克清。虽已白发苍苍，朱德每天依旧浏览文件、接见来访、默默批阅。独子不在，孙辈各奔岗位，他仍把家里的一切视作国家的延伸。他早年写给子女的五句话，被他折成四方小纸片，常年压在办公桌玻璃板下——恒心、忠心、热心、爱心、公心。
晚年岁月里，他偶尔翻看儿子在铁路工作时寄来的老照片：机车头冒着白汽，朱琦戴着油渍帽子，笑得淳厚。照片边缘微微卷曲，依旧没有装进相框。朱德把它放回抽屉，继续批阅公文。灯光下，那双布满青筋的手没有颤抖，只是动作比从前慢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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