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初，北京的风已有凛意。西便门站台上，一位只剩半个肺的老人裹着灰呢长衫，被田家英扶着下车。毛泽东彼时正在莫斯科，却嘱托秘书反复叮咛：“务必让亦山先生住得舒坦。”这句悄声交代，为两位传奇人物阔别二十余载后的重逢埋下伏笔。
时针往回拨到三十多年前。1916年春，长沙城分南北两座城门，南城新学子云集，北城则住着名流旧士。那天清晨，十八岁的毛泽东徒步十多里，跨过湘江，从南城赶到北门外青石小巷，只为拜访仇鳌。可惜主人当日外出奔忙，毛泽东索性搬把小竹凳在门口等。黄昏时分，拄杖归来的仇鳌见他衣襟带尘，先是一愣，旋即大笑：“少年有志，当以天下为怀。”两人从灯下谈到鸡鸣，一老一少因此结成异代知己。
这段情谊此后频繁发酵。1919年，《湘江评论》横空出世，办刊经验毛泽东大都向仇鳌请教；1920年，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仇鳌一句“为被压迫民族谋解放”，直接被推举为组长；1921年，湖南自修大学能在船山学社落脚，也靠仇鳌力排众议。老先生在董事会上那句掷地有声的“移挂到堂屋西壁！”让守旧派哑口无言，也让年轻的毛泽东受用终生。
抗战烽火中，仇鳌一度被国民政府奉为“老革命”供奉高位。可半肺之躯与满腔激愤并存，他对腐朽气息越闻越厌。1948年初，长沙地下党找上门，他一句“只要有利和平，我老朽何惜性命”便擎着威望四处奔走，为湖南和平解放牵线搭桥。枪炮未响，城门已开，这份功劳后来被毛泽东记在心里。
1949年除夕前夕，毛泽东自莫斯科归来。第一件事不是歇脚，而是在中南海颐年堂设宴。大红灯笼映着雪色，他亲自站在门口迎客。仇鳌略弯腰，双手合抱：“老朽让毛主席费心了！”毛泽东爽朗一笑：“先生怎忘我名？毛润之，未改半分。”几句调侃，立刻卸去礼节。酒过三巡，辣椒腊肉摆上桌，毛泽东举杯：“此味只有湘人知。”众人会意，氛围顷刻热辣起来。
席间，毛泽东重提当年自修大学之事：“若无先生挡梁柁，我那几张马克思像早给撕了。”仇鳌放下筷子，感慨道：“润之肯记老友情，便值了。”对话虽短，却彰显君子知遇。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那晚连喝三大杯，以示敬意，而医生早已严禁他多饮烈酒。
翌年二月，毛泽东又把仇鳌请进中南海。老人刚坐稳，茶香先至。毛泽东轻声：“家乡叶子，不算好，可解馋。”谈到国家困局，粮棉紧缺、交通瘫痪，全摆在桌面。仇鳌思索片刻，强调“人胜于物”，主张延揽各方贤士。毛泽东闻言拍掌，“英雄所见略同！”随即提出让仇鳌挂名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参事室主任。老人原想推辞，毛泽东笑道：“开开会，累了就走。”半分钟沉吟后，仇鳌一挥手：“豁出这条老命！”两人相视会心。
1950年夏，美军长驱直入，朝鲜风云陡变。毛泽东把仇鳌请来商议，是固守江岸，还是越境援手。仇鳌主张“守”，担忧国际法立场；毛泽东阐述“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战略。老先生不便多劝，却提出可派“自愿军”，与政府正式宣战区别开来。毛泽东盯着墙角，轻声复诵数遍“自愿军”，随后摇头：“改一个字如何？”几周后，报端出现“志愿军”三字，取众志成城之意。仇鳌读报仰天大笑：“润之真神人！”
一年后，中国共产党迎来三十周年。仇鳌伏案写下万余字长信，没有一句颂词，直指执政后最易出现的贪污与骄娇二病，并提醒毛泽东：“革命本色，稍懈即蚀。”信发出，他心里打鼓。没想到回信很快寄到，只一句：“共产党就需要你老这样的诤友。”紧接着，三反、五反风雷骤起，全国850余万干部接受审查，刘青山、张子善贪污巨款被处决，仇鳌知晓后低声一句：“重典非幸，国基乃固。”
遗憾的是，奔走两年后，仇鳌的半肺最终不敌旧疾。1953年春，他在北京辞世，终年七十六岁。病榻前，他嘱托家人把那袋麻菌留给毛泽东，说是“润之嗜好，莫忘”。消息送到中南海，毛泽东沉默良久，只说：“亦山先生心里，永远装着别人。”
回望这段交往，从长沙小板凳到中南海长宴，跨越三十七年。两人身份、年龄、处境几度转换，未变的是彼此的信任与坦诚。仇鳌能直言疾患，毛泽东愿俯身倾听，这样的君子之交，历史上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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