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其基础性作用早已成为共识。2024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44.5%，连续多年成为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5%的增速仍显乏力，居民消费率长期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仅为28.62%。核心症结在于收入分配失衡与预防性储蓄高企的双重制约——151.25万亿元的住户存款余额背后，是居民对教育、医疗、养老等未来支出的深层焦虑，导致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出现结构性错配。传统的降息降准、消费券补贴等政策，或因传导链条过长难以直达末梢，或因覆盖范围有限难以普惠民生，而直接发钱恰恰能破解这一困局。它绕过复杂的政策传导机制，将真金白银直接注入居民口袋，尤其对边际消费倾向更高的中低收入群体而言，每一笔额外收入都能快速转化为衣食住行等即期消费，形成“收入增加—消费扩张—企业增产—就业提升”的良性循环。
直接发钱的经济价值，在实践中得到了充分验证。美国疫情期间的直接发钱政策，使消费支出3个月内反弹18%；上海消费券补贴实现1元撬动4元消费的乘数效应，专家测算显示1元现金补贴最高可拉动5元GDP增长，政府通过税收甚至能收回1.15元的额外收益。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效果，源于对经济规律的精准把握：当前我国产能利用率仅76%，大量闲置产能为消费扩张提供了充足供给空间，此时发钱刺激需求并不会引发恶性通胀，反而能消化过剩产能、激活市场活力。更重要的是，直接发钱传递的“政府托底”信号，能有效修复居民预期。当育儿有补贴、消费能贴息、民生有保障的政策组合逐步落地，居民的预防性储蓄焦虑会随之减轻，敢于消费、乐于消费的信心才能真正树立。
当然，直接发钱并非“大水漫灌”的简单操作，其有效性取决于精准施策与系统协同。政策设计应坚持“定向倾斜”原则，重点面向中低收入群体、多子女家庭等消费潜力较大的群体，避免资源低效配置；实施方式需依托大数据技术实现精准识别与发放，确保政策直达快享；更关键的是要与中长期改革相结合，将一次性发钱与社保体系完善、收入分配改革、公共服务升级等举措协同推进，从根本上破解居民“不敢花钱”的结构性难题。国际经验也表明，日本将发钱与产业升级绑定、德国将发钱与绿色消费挂钩，都实现了短期纾困与长期发展的有机统一。
在经济转型的关键节点，直接发钱的意义早已超越短期刺激。它不仅是应对通缩压力、破解消费疲软的应急之策，更是推动经济发展模式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型的战略选择。通过“货币选票”引导市场供给优化，倒逼企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为新质生产力发展腾挪空间；通过收入分配的适度调节，缩小贫富差距，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通过激活14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释放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升级需求，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注入持久动力。
经济复苏的核心是信心的复苏，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日子。直接发钱的本质，是将财政资源更直接地投向民生领域，以真金白银的政策温度激活经济的内生动力。当政策设计足够精准、配套措施足够完善，这种“输血式”的短期支持就能转化为“造血式”的长期增长，让消费真正成为经济增长的稳定器与压舱石，推动中国经济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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