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春雨初霁的北京人民大会堂内，九大代表举手表决的刹那，一个来自冀东山区的名字被写进中央委员会名单——王国藩。很多代表只是听过“穷棒子社”的传奇，并不认识这位憨厚的农民主任，然而伴随掌声，他从石阶走上政治高地的身影，却在当日定格在众人记忆中。
王国藩1919年生于遵化县长峪山麓西铺村。穷山旮旯出苦孩子，他十四岁就下地割麦，一天只为换来半升杂粮。1941年，他在八路军干校门口递交入党申请书，从此把命运同党与土地绑在一起。战事频仍，他先是做情报联络，后回村组织减租减息。解放后，冀东翻身户提到王国藩，总说一句“他那个倔脾气，专跟穷人较真”。
1952年秋，西铺村二十三户贫农聚在油灯下议事，“咱们合伙干，不能一辈子穷下去。”推举王国藩当主任时，没人想到这小社只是230亩荒薄地，连那头“三条驴腿”的毛驴都只有四分之三使用权。当地富户揶揄：“穷棒子拧绳，也拧不出油花。”这句凉话却撞上了王国藩的韧劲，他带着社员进山打柴、挑盐，冬季也不歇，硬是筹来种子、买回铁犁。
第二年秋收，合作社亩产比单干户高出三倍。消息顺着冀东土路传进京城，毛主席批示：“这是国家的好形象。”1953年春节刚过，主席南下考察途中专程听取河北互助合作情况汇报，秘书回忆当时他皱着眉连问三句：“究竟是谁带头干成的？”名字就这样被记住。
1957年2月，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大厅灯火辉煌。王国藩第一次见到毛主席。“你们走在前头，是共和国的功臣。”主席一边握手一边说，王国藩憨厚地点头，只回了三个字：“听您的。”那年，他还同周总理面对面聊到夜里，“要不是互助社，咱村没今天。”这句实话没有修饰，却让总理笑着连连称好。
进入六十年代末，全国合作化已经深入，王国藩凭“穷棒子社”经验屡屡受邀到各地讲课。有人劝他调离山区进机关，“北京条件好”。他摆手：“离了庄稼地，我睡不踏实。”于是依旧住在那间土坯旧屋，屋顶常年漏雨，会议代表探访时直皱眉。他却说：“滴水声，能提醒我别忘本。”
1969年、1973年和1977年，王国藩连续三次当选中央委员。身份变化没有让他远离农事，他仍每年回村指导播种，“中央委员也得懂墒情。”一句半玩笑的话，道出他骨子里的农民味。那几年，西铺村的梯田修到半山腰，蓄水池在寒冬里也冒着热气，靠的正是他跑部委争来的水工指标。
1978年春，组织宣布调整干部，王国藩的名字被列入免职名单。文件下达到西铺，乡邻围在他门口，七嘴八舌问原因。他只淡淡一句：“国家有安排，我就回家种地。”当天傍晚，他挑着铁锹去地里量垄，一切仿佛从未改变。有人悄声问：“后悔吗？”他把草帽往下一压：“能干活就不算掉队。”
然而，心里并非毫无波澜。王国藩最大的遗憾，不在个人仕途，而在西铺村那条尚未完工的山间公路。原计划1979年竣工，可他的免职让项目搁浅，车辆依旧无法直达村口。晚年谈起此事，他常叹：“路修不通，咱社员卖粮还得靠肩挑。”那种深深的自责，才是他的“终生遗憾”。
重返农田后，他仍按惯例五点起床，白天忙活耕作，夜里给乡亲讲怎样防治锈病。有时县里干部来请他出席座谈，他推说缺劳力。其实他怕的是拖延大家的工时，“庄稼不等人”，一句土话道尽心思。1995年，迫于危房鉴定，他才让孩子翻建老屋，屋里仍是一张木桌、两条长凳，墙角挂着发黄的“劳动模范”奖章。
2005年7月30日，王国藩病逝。弥留前，他握着儿子的手，低声嘱咐：“把那条路修通。”简单十个字，没有豪言壮语，却压得人鼻子发酸。2011年冬，西铺村老党员整理照片，提起他的名字，仍有人红了眼圈：“清清白白的干部，不多了。”
农民出身，位至中央，又回归黄土，王国藩的轨迹看似跌宕，其实始终围着土地打转。他留下的，不只有榜样光环，更有“穷棒子也能翻身”的底气。若说终生遗憾，未竟的那段山路确是疼点，但于他而言，脚下土地永远重要过头顶荣耀，这一点，从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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