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八日，西安的深夜仍带着春寒。野战军前线指挥部里电话铃声骤然响起，值班军士奔到作战地图前，低声禀报：“总部截获一封密电，酒泉有异动。”坐镇指挥的彭德怀抬起头，眉头紧蹙。密电只有一句核心内容——“留四十人，务请速行”。电报落款，是正在向西逃窜的国民党第九十一军军长黄祖勋。
完全读懂这句话并不难：战败已成定局，黄祖勋留下的“人”，是一支特务队。而“速行”的任务，必定冲着即将到来的解放军干部而来。不同寻常的是，那四十人全是女人，且被冠以“挖心团”之名。彭德怀想到过去多次暴露出的“美人计”教训，心里腾地升起一股火。“马上叫王震来。”
要想明白这封密电的来龙去脉，还得先看看那时西北的局势。兰州、宁夏一带，马步芳、马鸿逵联手经营多年，武器精良，地利人心兼而有之。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横越黄河，在青海湖边缘激战数月，总算迫使“二马”败退。可就在河西走廊逐渐亮起红旗时，刘任率部钻了空子，弃兰州而窜，转进酒泉，意在拖住追兵、争取议和。此人又掀起一手烂招：把刚收编的四十名南方“进步青年”派到城内各校、各医院当老师、护士，让她们“做亲善”，暗中伺机策反解放军干部。
酒泉为西北咽喉，东连兰州，西接新疆，北倚祁连雪山，南望河西走廊的绿洲，是所有进出西域部队的必经之地。若让毒针般的女特务混入部队，一旦刺破防线，后果不堪设想。彭德怀“咣”地放下电报，对赶来报到的王震说：“胡子，这事交给你，三天够不够？”王震站得笔挺，脱口而出：“一天半都嫌长！”
王震并非夸口。多年在南泥湾、在雪山草地摸爬滚打，他早摸透敌人习性。此刻他判断：这群女特务是黄祖勋仓促撒下的一张网，成分复杂，训练并不到家；最大的弱点，是身份无法自洽，“外来妹”的口音、穿着、习惯，很容易与本地老乡形成反差。抓她们，靠的不是花哨的侦探技术，而是群众的眼睛。
王震立刻调集一团警卫战士，外加地方民兵、贫农团干。布告只一句：发现操南方口音、三五成群走动的年轻女子，请悄悄报知县团部，奖一斗米。米袋子在当年可比金条诱人，消息雨点似的落进指挥部。第一晚，肃州城北巷子里就被盯上三名可疑女子；紧接着东关寺口、银桥镇茶馆也锁定了目标。王震干脆分五路出击，兵不血刃，仅用二十四小时就揪出三十七人。
夜深风紧，他拍马直奔前线司令部。满身尘土，还没坐稳就抱拳汇报：“老总，三十七个到手。”彭德怀捋胡须，既惊且喜，却仍提醒：“还有三个，别阴沟里翻船！”王震爽朗大笑：“就差这仨？她们会自己送上门。”原来，他早留话于城内广播：已俘女兵一律不究，愿留者编入卫生队，不愿者发路费送返原籍。果不其然，两天后，剩余三人托人引见自首，挖心团全军覆没。
酒泉的这一仗，只是解放战争后期反特斗争的一个切面。同年夏天，天津、北平、上海的地下暗战同样激烈。国民党败局已定，却指望“隐身刺刀”逆转乾坤，保密局长毛人凤亲自操刀，命潜伏电台搜集我党和军队要害情报。曲线救国不成，他又抛出更阴毒的“绝招”——暗杀中共核心领导人。
一九四九年暮冬，苏联方面发来邀请，准备为斯大林七十寿辰举行庆典。毛泽东将率团赴莫斯科。这一行程，本应绝对保密，却被截获电波泄露给台湾。毛人凤遂制定“奉迎专列”计划：利用北平、天津及东北潜伏网，布下“万能台”“东北技术纵队”等多处联络点，分三段线上炸毁毛泽东返程列车。胜则挽回颓势，败即抽身台湾，典型的孤注一掷。
阴谋刚浮出水面，公安部电侦处便捕捉到异常通联。罗瑞卿深知这是“刀口上的活儿”，连夜向周恩来汇报。周恩 kommen指出两件大事：一是要查清消息源头，二是必须追踪潜伏电台。于是，李克农受命挂帅，专案组迅速铺开。
经验告诉他们，钱的流向是特务活动的血管。津浦铁路线上频繁出现的小额拆分汇款被放大检查，终于在天津邮局截出一笔高达三百万法币的汇款。钱走了一个弯，终点却指向“梁家园东大院甲七号”。收款人署名“计爱琳”，而这座宅邸主人是周口店陶矿公司老总沈德乾。屋里却根本找不到“计爱琳”，只见沈太太计致玫在院子里焦躁数次。跟踪组捡到了一句吵架：“你若是再给采楠寄钱，我就揭你老底！”一句话点破迷雾——采楠是谁？公安档案中立刻浮出“计采楠”，外勤调查发现，她在外做药材生意，背后却与一个叫计兆祥的“哥哥”金钱往来密集。
计兆祥便是国民党北平绥靖总队潜伏报务组长。北平解放时，他假转业、真潜伏，改名“计旭”，混迹于南河沿磁器库胡同七号院，搭起一座微波天线，号称“万能台”。七号院深夜的电波终于暴露了他。李克农没有急于动手，而是瞄准“东北技术纵队”，准备来个瓮中捉鳖。
一九五零年二月十七日晚，漆黑的松花江上空两道降落伞飘下，张大平、于冠群双脚未及落地，便被伏击在雪野中的公安干警拿下。数码电台、塑胶炸药、委任状全被搜出。审讯中，两人吐露：十八日早八点，要在哈尔滨市区的松花江饭店与“东北技术纵队”司令马奈接头，商议炸毁毛泽东专列的具体方案。
为彻底撕下对手伪装，李克农决定“请君入瓮”。成润之、沈继宗换上敌伪服装，扮作张、于二人赴约。对话只有寥寥几句，却让马奈喜形于色。看到对方献上印刷精美的“委任状”，马奈激动得直拍大腿，赶紧交出组织骨干名单。一张盖着“保密局”钢印的空头支票，换来一百七十名潜伏特务的下落。
当夜，哈尔滨、长春、满洲里三地同时行动，地窖里的枪械、电台、化装证件成车运往公安厅。至二月二十六日，北京方面也收网，计兆祥手握的密码本、密写药粉、周波图纸一并落袋。面对满屋铁证，他只剩颤声：“长官，我招。”
外部的枷锁解掉，还需内部的针刺。彭德怀电令再三，王震让对女特务进行甄别：查其籍贯与组织关系，区分罪行轻重，宣传政策，给出自新机会。四十名女犯中，绝大多数选择留在部队，成了军医、文教人员，个别人押解归案。军法司卷宗里写下评语：“罪行有别，政策不偏；教育为主，惩办少数。”放在当时激烈的对敌斗争中，这样的处理办法既削弱敌方阴谋，也稳住了民心，可谓两全。
值得一提的是，王震后来忆起此事时语带调侃：“战场上怕过谁？就怕睡梦里那点温柔。”看似玩笑，却是血的教训。早在抗战年代，八路军就因女色策反失过密。那几起案件，给了指挥员深深的警醒：枪口对着敌人，眼睛也要盯紧自己。
与此同时，毛人凤的暗杀计划彻底破产。台北密室里，听到“万能台”被破的无线电回波，他猛掷茶杯，瓷片四溅。可怒火也救不了遍布大陆的潜伏网，“天网”收束时，四百余名特务悉数落网。三月五日，群众大会在北京西单召开，戴着白牌子的被判分子被押上卡车，街巷轰动。但凡知晓其中底细者，无不感慨：成王败寇，早有定数。
酒泉城头，在春风里飘荡的第一面五星红旗，见证了王震“给我三天时间”的豪言变成现实；关内外铁路线上呼啸而过的蒸汽机车，把毛泽东安然送回北京。信息战、心战、地面战交织，成就了这一年的最后胜局。硝烟散去，留下的，是对敌暗线的警惕，是对民众力量的信任，也是对历史进程的笃定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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