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腊月二十八凌晨，胶州下了整夜的飞雪。宁祥勋站在村口邮局的木门前，一封写满毛笔字的信贴在棉袄里侧，信上只有三句话：山里一切安好，盼回信，老班长宁祥勋。那天他写了五封，一共寄往四个省，地址都是十几年前战友们留下的老军邮号码。
信发出去，人没有了消息。他靠在邮局墙上等了许久，耳边都是风声。邮差告诉他，老军邮早已裁撤，多半收不到。宁祥勋却回了一句：“碰上一个，也算值当。”短短一句，谁都听得出那股倔劲儿。
往前推三十六年，1947年秋，他还是莱镇一个瘦高小伙子。那年华东野战军招兵，他扛着父亲的长镰刀报名，被撂下一句话：“人要硬，镰刀不算数。”第二天，他带着家里唯一的老黄牛再去，“牛给政府当运输，我跟牛一起干。”就这样，他进了部队，牛留下，人成了新兵。
渡江战役时，他撑着门板过江，水漫到胸口，子弹像雨点。走到上海郊外，他已升班长，身上挂着两个弹孔。一个搭档对他说：“命大。”他却笑：“子弹认不出我是莱镇人。”
1951年春，他被抽进志愿军尖刀班。赴朝前夜，指导员只说一句：“五圣山人手紧，你们就当刀锋。”火车在黑夜里走，车窗外没有灯，只余铁轨的回声。那一刻，年轻士兵们咬牙不语，槐木箱里装的却是每个人写给家里的短简：若我不回，娘莫哭。
五圣山第一次遭冲击，是1951年10月下旬的凌晨三点。敌军照明弹把山头照成白昼，阵地上子弹只剩不到两梭。宁祥勋把汽油桶、炸药、碎石拚凑成“土炸弹”，点火后推下坡，炸响震得山石发颤。敌人愣了几秒，攻势顿歇。紧接着志愿军号子响起，刺刀反冲。那一仗，他捡回一条命，也拿下一枚三等功。
坑道里熬日子，比冲锋难。食盐见底，连里用雪水煮玉米糁。宁祥勋觉着战士饿不住，带三个兵摸黑下山“打秋风”，刚揣进半袋番薯就被哨兵发现。子弹划树皮，他转身引火力，“班长，你快撤！”士兵嘶喊。他却压低嗓子：“别回头，抄小路。”脖颈瞬间被机枪撕开，他硬是把子弹抠出来，用绑腿布缠了两圈，再钻进密林折返。
当月二十三日，敌人组织总攻。眼眶被流弹击穿那一刻，他只觉一阵白光，人倒在壕沟。连长带援军杀到，俯身拍他肩膀：“老宁，自己人！”他虚握手雷，半晌才松。救护车颠簸出山口，他依稀听见汽笛，才知自己还活着。
1952年初，他被转送长沙医院。手术两次，左眼光感仅存。医生告诉他：“回前线不现实。”三个月后复员登记表上写着“二级伤残”。部队把他送进军官教育学校，他苦学机械，毕业后分到西南某兵工厂，主要负责枪机改装。厂里同事说他脾气怪，不说闲话，只爱琢磨零件。
1961年底，兵工系统精简，他被调往蒙阴粮食局，接管一个山沟粮所。岭上三日两头有狼，他夜巡仓廒，提一盏马灯，腰里仍系那把军用匕首。有人笑他多此一举，他摆手：“习惯改不了。”
1962年盛夏，妻子在胶州老家病倒，两个孩子都在上学。宁祥勋请假回乡，只见土屋门槛晃动，媳妇靠墙喘气。他想把人接去县城，媳妇摇头：“家里离不开人，你也别两头跑。”一个月后，他向组织口头申请离岗，粮所同意，很快批复。消息传到县里，有人觉得可惜，他没多解释，只说一句：“家里才是阵地。”
此后几十年，他种麦、管果园，也当村办厂保管员。腰上的弹片时常隐隐作痛，尤其阴雨天。他不去治疗，怕花钱。子女长大后才晓得，父亲的退伍津贴多年都以分红名义让给了乡亲。
2017年1月21日，解放军报记者驱车到胶州采访。此时他已八十九岁，戴着旧军帽，袖口磨白。他拍着肩胛说：“伤疤还在，你看。”记者记录时问：“还有什么心愿？”老人抬头，声音不大却很清楚：“想见见五圣山那几个娃——小王、小冯，还有几个名字想不起来，可梦里常见。”
采访稿见报后，多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开始检索资料。遗憾的是，小王1952年阵亡，小冯1980年病逝，能够联系上的只剩一名当年炊事员李海峰。得知消息那晚，宁祥勋一句“好歹还有一个”挂在嘴边，随后沉默良久。
几周后，李海峰赶到胶州。两位耄耋老人隔着院门对望几秒，几乎同时举手敬礼。宁祥勋哑声喊：“排里就剩咱俩了。”李海峰抢上前扶住他：“班长，回家了。”说话间，两人肩头勋章在夕阳下闪了下亮。
日色渐暗，院内的炊烟升腾。老兵们并排坐在土炕边，桌上摆着热腾腾的地瓜干，墙上挂着深色军功章。宁祥勋用指尖轻触那枚布满划痕的奖章，眼角一抖，没再说话。屋外雪光映在窗纸上，像极了六十多年前五圣山拂晓前泛白的山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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