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冬至，保定北风猎猎，街角茶摊上有人压低嗓门：“刘青山完了。”一句话迅速传遍城里巷外。谁也没料到，这位在华北赫赫有名的“战功干部”会被推到风口浪尖。
刘青山1931年参加革命，那年才十五岁。闯过长征雪山、淌过冀中涝洼，他的勇敢毋庸置疑。可战争结束后，权力与金钱像温水一样，将曾经的热血悄悄煮沸。1949年9月，他被任命为天津地委书记，荣光加身，脚下的路却变了方向。
天津城见证了他的“变脸”。机关干部依旧穿着粗布灰衣，他却开始出入洋行，买来进口皮大衣、钢丝床、真皮沙发，还从香港运回两辆小汽车。彼时，很多人骑车上班，连中央首长也多是吉普车，他却早已坐进了轿车后座。抗美援朝号角震天，后方节衣缩食，他的饭桌却夜夜鱼翅烧鹅。有人劝他收敛，他反问一句：“革命胜利了，为什么不让人享受？”语气轻飘，却透出骨子里的麻木。
权力染上奢靡，必有侍从附和。张子善与他一唱一和，挤占救济款、克扣筑坝经费、倒卖紧缺物资。短短两年，他们握在手里的黑钱高达一百七十余万元，这在当年差不多等于一吨黄金。更要命的是，河工工程因偷工减料垮塌，十多条人命无辜丧生。百姓的哭声一阵紧似一阵，终于传到省城，又越过石家庄，直达中南海。
1951年秋，河北省政务会议上，副专员李克才当着众人递上了足以“压塌桌子”的材料。会场气氛凝固，有人咬牙，有人冷汗直冒。刘青山赶回国，刚踏下飞机，就被带走审查。以往那些阿谀奉承的笑脸瞬间消散，只剩冰冷手铐。
中央很快掌握全部证据。周总理拿着厚厚卷宗来到香山临时办公地，神情沉郁：“不少老同志写信，说刘青山战功卓著，能不能宽大处理？”毛泽东放下手中文件，回答只有十四个字：“必须处死。杀二人，救万人。”言语平静，却重若千钧。
1952年2月10日，保定市体育场人头攒动，两万群众静候宣判。宣判书念完，刘青山面色煞白，张子善低头无语。行刑前，警卫随口问他可有遗言，他只吐出一句：“算我糊涂。”枪声三响，尘埃落定。当天夜里，刘青山的小弟刘恒山赶到保定，在灯光昏黄的停尸间替兄长整理遗体，抬出的棺木沉甸甸，却装满教训。
值得一提的是，处决命令颁布后，华北不少基层干部彻夜无眠。有人私下商量：“这下得收手了。”昔日流行的推诿、私分、请客送礼，短时间内骤减。老红军王震后来回忆：“那一枪，值。”
回溯我党应对贪腐的传统，早在1928年井冈山就有“贪污一分，军法从事”的规矩。红四军司务长因吞下一头猪被立毙；大革命时期的谢步升案，更让苏区上下触目惊心。之后，中央明确提出：“贪污五百元以上者，必杀。”这条铁律伴随部队转战南北，谁敢越雷池，谁就得付出代价。
进北平前，1949年3月，毛泽东在滹沱河畔轻声说了一句“进京赶考”，意在警示：取天下难，守天下更难。糖衣炮弹比铁炮大炮可怕，因为它无声无息，却能蚕食肌骨。刘青山恰是最直观的反面教材。
他死后，留下年迈妻儿。中央指示，孩子可以领到每月十五元的生活费，户口、上学不受牵连，一切按革命后代对待。决不搞株连，是原则；绝不姑息，是底线。这种“严与慈”的并存，让无数干部冷汗之余，也看见了组织的温度。
时间走到1980年代，拨乱反正中，许多历史人物复原名誉。刘青山的三个儿子找到李克才，希望重新评价父亲。面对昔日部下的子女，李克才沉吟片刻，只说：“历史定了性，无法抹去。”随后便起身告辞。刘家兄弟中，唯一仍在体制内的刘恒山受访时坦言：“主席杀我哥，是对的。要不，祸害可就大了。”
在刘青山身上，能看到两条截然不同的轨迹：一条是革命年代的英勇，一条是和平时期的深渊。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勇士，并不天然免疫金钱诱惑；枪口能顶住敌人，却未必挡得住糖衣炮弹。更需要组织的规矩、制度的铁闸。
试想，如果当年那场公开处决因顾念“老资格”而搁置，后来的风气会滑到何处？中央的意志借一声枪响传递：功劳簿不是护身符，谁碰红线谁付代价。这种雷霆手段，此后多年被一再提及，并非嗜血，而是维系廉洁的最后防线。
今日再读1952年的审判记录，一组冰冷数字仍让人心惊：171万元、十余条人命、牺牲的百姓血汗。每一条账目后面都是具体的家庭。无怪乎周总理在批示中写道：“勿枉，勿纵。”短短四字，分量千钧。
刘青山倒下，张子善陪葬，风声鹤唳的同时，也让更多干部把目光投向脚下泥土：群众在看，后世在看，历史更在看。枪声不是终点，它提醒着执政的初心——不能成为李自成，这是那场公开处刑之后，党内外口耳相传的警句。
四十多年过去，刘恒山已鬓发雪白。有人问他是否怨恨？他摆手：“杀一个刘青山，救了一大批人，咱们再没有什么可说的。”声音不高，却胜过万语千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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